“他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没踩到点上”

　　1994年，大伯、大妈到夏威夷定居。大妈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而大伯在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大妈就是大伯的眼和耳，但大妈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

　　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听服侍他的人念报纸，因为听力差，读报的人需要大声念。接下来就是出去兜风，回来吃饭，之后就是午睡时间，醒来再出去兜风；晚饭之后，大约七、八点钟，他准时上床。

　　大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到了夏威夷的时候。以前在台湾，总有一双眼睛盯着他。我们请他出去吃饭啊、陪他聊天啊，每次出来都有人看着，一般是两辆车，一人开车，另外一人坐在后排一言不发，后面还有一辆车紧跟着。直到大伯到了夏威夷，这双眼睛就没有了，可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气氛不一样了，一切都过去了。

　　大伯喜欢种兰花，满屋子的兰花。他最爱的是“中国兰”，在台北有一个温室花房专门养“中国兰”，其中有些非常昂贵，而且不是每株都能开花，主要是欣赏叶子的形态。有一次，我逗他，“您种了一屋子不能吃的韭菜，也不开花。”大伯回答说：“你真是俗不可耐，只知道吃。”

　　大伯喜欢唱京剧，喜欢看明史和圣经，喜欢吃水果，一天吃好几斤，而饭菜则喜欢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多，喜欢打麻将……就是喜欢热闹。一个喜欢“撒野”的人给关在笼子里，是什么感受？

　　我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眼泪。那是大妈去世了，大伯跟我轻声说：“前几天，她(赵一荻)还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他说着泪就默默地流下来了。大伯和我们常人不一样。他是做大事的人，能做到“天塌下来当被子盖”。但大妈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我扶他去做礼拜，他拉着我的手，手都是抖着的。

　　大妈去世一年后，2001年，大伯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在大伯最后的日子里，我每日陪伴在侧，大伯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能讲笑话，思维敏捷。他离开得十分安详。大伯对生活随遇而安，即使病情反复，也从不抱怨。他一生从来不麻烦别人，每一个服侍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他是一位又听话、又合作、又可爱的老人家。

　　大伯临终时没有嘱托，他性格豁达，不拘小节，也不怕死，可以说是潇洒地离开人间。在许多人的眼中，大伯是风云人物，的确，他的一生始终被人“前呼后拥”着：早年是他众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种访客与媒体，在台湾则是一大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

　　西安事变后，大伯被“蒋家政权”囚禁五十多年，他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但是至死都没有抱怨过。对蒋介石，我只听大伯说过一句：“你爷爷是一个有雄才没大略的人，蒋介石是一个有大略没雄才的人。”

　　关于西安事变，大部份史实都已公开了。为了营救蒋介石，蒋夫人当时答应了一些条件，但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下场。

　　有人说，1985年12月25日，大伯85岁看大陆拍的《西安事变》时，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走了。其实，因为患有青光眼，他看《西安事变》基本上是靠听的。看完后他说，那个张学良好像和我不像啊。大伯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关于大伯的电视剧什么的也很多，我们也看，但是觉得写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伯确实是一辈子不过生日，他的生日和爷爷的祭日是同一天。所以，他一直不过生日，但是在1990年，政府为其办了宴，其他的时间他一直不过生日的。

　　大伯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爱中国、爱同胞，期望国家早日实现统一。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回东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亲友，说这事与政治无关，因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

　　大伯走了，他是带着遗憾走的！他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没踩到点上——少年时想学医救人却从了军；东北沦陷后想亲往前线打仗，却未能走上抗日战场；晚年想回东北看看，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故土，却因诸般因素，终始未能回大陆一趟。

　　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回不去(他们一直相依为命，不可能撇下大妈一个人回大陆)；当我一切都安排好，他可以移居香港时，却又因病去世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口述 | 张闾蘅 撰文 | 周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