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务学堂亲历者的回忆文章，目前存世并不多，似乎仅见1961年12月《湖南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刊有唐才质的《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一文。今翻阅1922年9月3日长沙《大公报》，获得梁启超于9月1日下午5时在第一中学大讲堂原题为《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的讲演记录稿，因梁启超在次日11时须赴湖北武昌中华大学讲演，这篇讲演稿只讲到了回顾一节，即行色匆匆离长而去。据当年报纸记载，“梁任公将25年前湖南时务学堂一节详细叙述，听之使人忘倦”。在此演讲前，梁启超在湖南省教育会的饯行宴上说：“我希望湖南急设大学……湖南如果成立大学，承蒙不弃，甚愿来此，担任教习。”现将这篇似乎不见录于《梁启超全集》的梁启超细说时务学堂一文，原文照录如下：

　　梁启超演讲，余盖、李厚孚记录

　　今日(即1922年9月1日)，在此同贵省教育界诸君聚会一堂，我觉有很大的荣幸和感慨。

　　我不是湖南人，更不是湘省教育会中人，但我常觉梁启超的名字与湖南教育界有关系，在湖南同胞，或者也有同样的感想。所以，我很愿意把从前在湖南所办的教育事业与诸君谈谈。

　　时务学堂在全国占先进的地位

　　我来湖南办时务学堂，在25年以前，我才满24岁，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只有北京同文馆、广东的广东方言馆，是专造翻译人才的，要想学洋鬼话翻译的才去入学，否则是不入这种学堂的。我现在每每回想到此，觉得太奇，但那时却视为天经地义。而那时学生，除要学洋话外，还要求学问的，即是湖南的时务学堂。所以时务学堂不仅在湖南占先进的地位，即在全国也是占先进的地位。

　　以现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来看，那时的教育极幼稚，极可笑，而如时务学堂，只分中文、西文两部，中文部设经史等课，西文部设格算等课，所谓时务学堂以为是教时务的学术的学堂。校址即在现在小东街的泰豫旅馆，第一班学生40名，寄宿讲演都在其内，我是总教习，当时时务学堂的大概情形，就是如此。

　　不过，我觉得于湖南教育，而且于全国教育界有莫大影响的，在师弟同学间的精神，能够结合一气，一群人都有浓厚的兴味，联合各方面来做事。

　　当时湖南的抚台是陈右铭先生(即陈宝箴)，他是曾文正(曾国藩)的门生，当代的大理学家，专讲宋学的古文，气象庄严而不顽固，对于时局，很热心图谋，造成一个新局面，我们，以一群青年在他的旗帜下大活动，是很高兴做事的，故朝气很大。他有一位公子陈伯严(陈三立)先生也很喜欢赞助我们，而学台系江建霞(江标)、徐仁铸，臬台系黄公度(黄遵宪)，都是开明的，地方官如此，地方绅士则有熊秉三(凤凰人熊希龄)、谭复生(浏阳人谭嗣同)、皮鹿门(善化人皮锡瑞)、欧阳瓣姜诸先生。熊、谭皆系青年，而有猛进精神，皮和欧阳都是老先生。

　　给陈宝箴写信图谋湖南独立

　　那时的青年都有进取思想，高谈时局，研究满清怎样对不起汉人及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恶毒，这班青年都是向这两个目标去，而我们在湘做的事，分作四项是：

　　一、办时务学堂；二、组建南学会；三、发刊《湘报》——日报；四、发刊《湘学报》——杂志。

　　南学会是公开讲演机关，讲演社会上不以为奇的话。

　　时务学堂则专研究怎样贯彻我们的主义。

　　湘报与南学会同一作用。

　　湘学报与时务学堂同一作用。

　　那时，我们研究国家政治，亦甚可笑，公然把世界各国分作三等，列为一表是：

　　一、头等国——共和国家；二、二等国——君民共主的国家；三、三等国——君主专制国。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不可胜举。在这种时候，作新法运动的青年，皆不认识ABCD……所说的话，完全由于自造，故有些好，有些不行。当时，更有一个发狂的举动，就是想运动湖南独立。但是怎么能够使湖南独立？对陈右铭怎样说这些？依照陈伯严所想的办法，由我对陈右老写一封长信，大致说：“旅顺大连台湾……都被洋人强夺去了，北京不守，清帝蒙尘，湖南须独立建都，作为留种之地。”

　　此本是我们青年的妄想，陈右铭自然不肯依从。但他的心里，也很感动，想打主意，救北京政府，这皆是我们二十五年前在湖南的离奇思想和举动。

　　当时时务学堂学生四十人中，最大的是戴修礼，最少的是蔡艮寅(即松坡，就是今天葬于岳麓山之蔡锷)，所讲的经是春秋公羊传，每天除教授这些学术外，学生须预两本札记，发表感想，隔日轮流交教师批评。我就借题发挥，宣传主义，而学生发愤求学，又很守规矩，两三月后，就得舆论赞许。王湘绮先生来考试学生公羊传，也颇称赞，以为读书得间，学生因在学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学问，所谈论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过了半年，皆已同化，不过在学堂时，未与外界亲近，校外的人不知内容，故不发生什么影响，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目为大逆大道。有的攻击我们，有的劝诫我们，由是新旧大开战，南学会、湘报平日言论是很和平的，以此时也和社会奋斗起来了，当时王葵园、叶奂彬皆攻击我们，作我们的劲敌。那种奋斗精神都是我所佩服的，假满开学，学生家庭就不准他们再来时务学堂，而学生与家庭奋斗，比老师与社会奋斗更烈。

　　师弟同学间精神结合联成一气

　　我在时务学堂，每天除讲三四点钟的学外，还要同学生谈话，及作种种运动，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因此成病，就往上海就医，本拟病好后再回湘讲学，因病好时，北京有维新的动机，我们就乘这个机会把大本营移到北京，我同谭复生都到北京去了。

　　我们去后，两湖总督张之洞要取消时务学堂，陈右铭却极力维持，后因我和谭去了，没有得力的人主持，加以戊戌变政失败，右老去职，复生遇难，熊秉三被地方官看管，这学堂当然不能永久维持，后改为求实学堂，后又改为高等学堂。

　　戊戌之役，我亡命日本，时时务学堂曾办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迷药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过，第三班，我全未教过，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来找我，因为家庭不许，他们差不多带宗教性质的，与家奋斗，借钱逃出来，有的到上海，便无钱吃饭的，有的衣服破烂好像叫化子的，当他们出门时，他们不知我在日本何处，一直跑到上海，打听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尽方法筹钱接到日本，日间尚住在一间房子。继续讲时务学堂的功课外，又学学日本文，晚间共同睡在一个大帐子内。过了八个月，唐拂尘先生在汉口图谋革命，十余同学，回汉帮助，竟不幸死难者八人，余三人，一人后来病死，一人是蔡艮寅，一即范静生，吾党元气，在这一次损伤甚大，至今思之犹觉恸心。

　　回想我在湖南时的时务学堂，以形式与知识而论，远不如现在的学校，但师弟同学间精神结合联成一气，可以养成领袖人才，却比现在的学校强多了。现在的学校，表面虽好，却如做买卖的杂货店，教职工是卖货者，学生是买货者，师弟间不发生关系，造就一班水平线的人才即可，要想造就特别人才，是难能的，希望以后的湖南教育界注意现在时势的需要，采取新式的完备的办法，不要丢却了从前的精神。

　　本题原为“湖南教育之回顾与前瞻”，因为时间匆促，只能略略述完回顾三段，候至教育会，再将前瞻的意思贡献。

　　(注：小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