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褚英，系太祖与第一位嫡福晋即元妃佟佳氏诞育之长子，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万历四十一年(1613)，步入中年的褚英以嫡长子身份，凭借多年出征所立之战功，一度被立为早期女真(满)族政权的第一位汗位继承人。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显赫一时的汗位继承人很快就失去了代父执掌国政之权，以悲惨的结局告别了人世，令人侧目。

　　好风凭借力，荣升太子

　　褚英的幼年正是太祖起兵的最初岁月，对外面临着重重艰难险阻，而家族内部亦危机四伏，当时还只有两三岁的褚英即跟随父母不止一次地经历过来自家族内外旨在暗杀太祖的风风雨雨。万历十三年前后，其生母佟佳氏病逝，此时的褚英亦不过五六岁。虽失去了母爱，但褚英作为嫡长子的身份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就在建州女真只有太祖与胞弟舒尔哈齐并称贝勒之时，年龄不过10岁的褚英亦已被称作“台吉”。

　　对于褚英而言，要想成为父亲的继承人，仅有嫡长子的尊贵身份是远远不够的。从史料记载看，随着年岁的增长，褚英在随父参加征服女真诸部的过程中，英勇善战，所立战功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太祖与“弟贝勒”舒尔哈齐之间嫌隙渐生，凭借着父亲迫切需要扩大自己实力的东风，褚英的地位一路飙升。

　　万历二十六年(1598)，褚英奉父命，与叔父巴雅喇及费英东等，领兵一千，往征东海女真安褚拉库路(今黑龙江上游二道江一带)。褚英等“星夜驰至”，取屯寨20处后，其余屯寨亦尽行招抚，共获人畜万余而归。太祖大喜，褚英即因此战有功，被授予“洪巴图鲁”称号。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为争夺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蜚悠城(今珲春北20里古城)之降民，后金与乌拉部之间爆发了乌碣岩(今图们江畔钟城附近)之战。此战中，褚英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领兵的主帅是褚英的叔父舒尔哈齐，在其按兵不动且建州兵寡于乌拉的不利情形下，褚英表现得非常富有军事头脑。首先，他在迎敌之前先进行了一番演讲来鼓舞士气，即对大家说，布占泰乃是父汗的手下败将，在12年前的九部大战中就被生擒过，他“以铁索系颈”被汗父 “收而养之”。一个被父汗如此豢养而背信弃义的人，有什么可怕的？难道我们今天就不能再活捉他一次吗？

　　褚英的战前动员十分有效，“众军士皆喜，呐以攻杀之声”。然后，褚英与其弟代善各领兵500人，由两翼冲向山顶去与踞守山顶而保护降民的扈尔汉(清初五大臣之一)等会合。其时天降风雪，褚英等以一当十，奋力拼杀，阵斩乌拉部之主将博克多贝勒父子，并生擒了常柱贝勒父子及其弟胡里布贝勒3 人，共歼敌3000人，获马5000匹、甲3000副。这场以“三千”胜“一万”的漂亮仗得到了太祖的高度赞扬，说参战的褚英与代善就像“两个没睁开眼的小虎崽一样”虎虎有生气。褚英遂因此被授予“阿尔哈图图们”的称号。满语“阿尔哈图图们”译为“广略”，此后，褚英即被称作“广略贝勒”。

　　乌碣岩之战，褚英的表现已足以证明在那场兄弟阋墙的权力斗争中，他是坚定地站在父亲这一方的，其所作所为也确实大大加重了父亲胜利的砝码。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褚英又作为主帅，与时称台吉的阿敏(舒尔哈齐之次子)率兵五千进击乌拉部的宜罕山城并一举克之，深得父汗之心。因此，在努尔哈赤初设四旗时，褚英成为四旗的旗主之一，执掌白旗，拥有父汗赐予的“国人五千户，牧群八百，银一万两，敕书八十道”最优厚的待遇。

　　万历四十一年(1613)，征战了30年的太祖时已年过半百，虑及身后之事，满文档案称，其明知褚英“自幼心胸狭窄，并无治国宽大之心怀”，但又怎么能弃其兄而令其弟执政呢？作为父汗，如果“荐用长子，使之专主大国，执掌大政”，褚英也许就会“弃其偏心而存公诚之心”。所以，太祖最后决定让褚英代其执掌国政。由此，褚英作为汗位继承人，在太祖诸子中成为第一位“太子”。

　　意气骄满路，下场可悲

　　考查史料，在替父执政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褚英确实变了，变成了一个擅作威福之人。主要表现是：对于屡立功勋的“五大臣”，褚英毫无谦恭之态且“使之不睦”，但史料并未讲出褚英令“五大臣”之间产生矛盾的具体事例。而对于4个弟弟即后来的“四大贝勒”，褚英则表现得肆无忌惮。具体事例有：一是要求4位弟弟望着夜空的星辰立誓，即无条件服从兄长，并威胁说不能将其命令弟弟们的话告诉父汗。二是表示“父汗曾赐尔等财帛良马”，但父汗故后，一切所赐将要由我重新安排。三则声称，“凡与我不睦之诸弟及众大臣，待我即位后皆诛之！”活脱脱一副忘乎所以的面目。所以很快的，在“父汗任用同甘共苦的五大臣”和“爱如心肝的四个儿子”的共同反对下，褚英失去了汗位继承人的执政之位。

　　据《满文老档》记载，褚英如此虐待4个弟弟和5位大臣，太祖并不知晓。因同处困境，所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4人和何和礼、额亦都、安费扬古、费英东、扈尔汉5位聚在一起商议对策，说我等如此受侮，而汗却并不知道。如若上告，又怕褚英报复。真是没有活路啊！但如果汗一旦驾鹤西去，广略贝勒即位而不恩养我等，还是死路一条。既然都是死，那还不如将我等无以为生之苦，“告知汗后而死”。于是，9个人一道来到太祖面前，把褚英代执国政后之种种告知了太祖。

　　面对前来诉苦告状的众人，太祖表现得十分冷静，说“尔等口述之言，我如何记之？做书呈来”。于是“四兄弟”和“五大臣”将被褚英虐待的情形“各缮一书”，呈给了太祖。太祖即拿着这些文书对褚英说，“此乃尔四弟、五大臣控告尔之文书，著尔阅之。长子，尔若自以为是，亦可上书辩驳”。褚英的回答是“无言可辩”。

　　由上可知，在处理褚英这件事上，太祖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慎重的，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向原告方要了书面材料，也给予了被告方以申辩的机会。但褚英的态度令人惊讶，“无言可辩”是真的理屈词穷，还是满不在乎，因史料的缺失，尚无法断下结论。但褚英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太祖的极度反感，他斥责道，“尔若无言可辩，是尔之过也”，作为一国之主，“须宽大为怀，秉公治国”，你这样虐待4个弟弟和“为父我擢用之五大臣，使彼此不睦，安容尔执政耶？”即怎么还能让你代执国政呢？于是，褚英被取消了汗位继承人的资格。

　　万历四十一年的秋天和翌年春天，太祖两次征伐乌拉部，但其不准褚英从征，让褚英“留于家中”反省。可惜的是，褚英此时并未有悔改之心，时刻担心的是诸弟会平分属于他的国人与财产。所以，当太祖率兵出征后，褚英即与其4个亲信密谋，“竟将出征之父汗、诸弟及五大臣等书于咒文，望天焚之”，并诅咒说“愿出战之我军为乌拉击败。被击败时，我将不容父及诸弟入城。”这可真是太大逆不道了，与之定下攻守同盟的4个亲信中，有一人因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就留下遗书上吊自杀了，剩下的另外3个人见出了人命，恐事情败露，为免一死即告发了褚英。太祖闻之大怒，本欲立斩褚英，但又怕以后“诸子引以为例” 而骨肉相残，故于万历四十三年将褚英“幽于木栅高墙内以居”。但在被囚禁的日子里，褚英仍“拒不反省”。万历四十五年，36岁的褚英最终还是被太祖处以了极刑。

　　褚英的结局是个悲剧。作为“太子”，如果说在军事上褚英还不乏才华的话，在政治上他只是个低能儿。“五大臣”本是国之栋梁，额亦都、安费扬古两巴图鲁主军事，费英东为大札尔固齐(断事官之长)主刑政，扈尔汉主侍卫父汗，并辅以额驸何和礼参与执政。其五人或为汗婿如何和礼，或为养子如扈尔汉，或为随太祖起兵多年的额亦都、费英东等，都是文武兼备的实权人物，年龄和资历均老于褚英。而被太祖“爱如心肝”的4人中，只有阿敏为太祖弟舒尔哈齐之子，余者都是太祖的嫡出之子。这4人虽在年龄与资历上逊于褚英，但从褚英死后不久而正式确立八旗时，代善领两红旗、阿敏领镶蓝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皇太极领正白旗的事实看，4位弟弟也都实力不俗。上述这些人对褚英作为继承人是否心悦诚服？特别是对于同样具有继承汗位权利的弟弟们。

　　是故褚英本应善待重臣，安抚诸弟，谨慎地做好父汗交付的国务，但其却反其道而行之，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想在诸弟与大臣中间树立个人的威望，忘记了其只是代父行使汗权，父汗不仅人尚健在，而且父汗的权威亦存。常言道，欲速则不达。倒行逆施，导致了褚英的功亏一篑，而其死不改悔的强硬态度则是其走上不归路的催命符。

　　褚英死后，并未因其忤逆不孝而被打入另册，而是同样被葬于赫图阿拉祖茔即今之辽宁省新宾之永陵。天命九年(1624)，后金迁都辽阳后即在阳鲁山营建了辽阳东京陵(今辽宁省辽阳东京城北4里许)，迁移祖茔时褚英亦在迁葬之列，其墓与叔父舒尔哈齐的墓园相邻。但顺治年间，因清廷认为永陵之风水好于辽阳东京陵，并又将太祖以上父祖等遗骸迁回永陵时，褚英等则留在了辽阳东京陵。想当初，褚英贵为太子，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世上英雄本无主，现如今，却是只遗有孤坟存世，一任那白云千载空悠悠。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王艳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