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聂荣臻大声对他说：“你将来大有作为！”

　　新中国成立前夕，吴大观深感国民党已分崩离析，根本没有能力再继续建厂。1948年，他通过地下党，来到解放区石家庄。

　　接待他的是聂荣臻，那时叫聂司令。聂司令问他：“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他回答说“我原来是干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到美国去学习……”并说，“我看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投靠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聂司令听了非常高兴，他大声对吴大观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聂司令的话给了吴大观很大鼓励。

　　1949年11月，重工业部成立航空工业局筹备组，吴大观担任筹备组组长。1951年初，筹备工作结束，航空工业局正式在沈阳挂牌工作，他任生产准备科科长，与徐舜寿(我国自制第一架飞机的总设计师)、顾诵芬(两院院士)等人在一起。也是在那里，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完成了由修理、仿制到自己制造飞机的过程。

　　当时苏联提供了不少新的喷气发动机生产工艺资料，在周总理的倡导和关怀下，我国开始了仿制飞机的工作。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工作条件都谈不上，艰苦是必然的。工作又很紧张，试车台日夜不停地试车，扰民！老百姓有意见，群众反映小孩睡不着觉，鸭子生不了蛋。终于，1954年7月，在苏联的援助下，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架飞机——初教5试制成功。

　　吴大观、徐舜寿那时想得最多的是，我们应该自己设计飞机、发动机，不能满足仿制成功。吴大观当时是第二生产处的处长，徐舜寿是第一生产处的处长。他们两人就商量，飞机、发动机都仿制出来了，下面应该搞自己的——他们开始有了梦想，想自己设计飞机、发动机了。那一年，吴大观39岁，徐舜寿38岁。

　　历史上，宋人苏轼正是在38岁时写出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带着豪情满胸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吴大观和徐舜寿也正是在这个年纪，感觉自己年富力强，正当有为之时，他们也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虽然到老年后，吴大观曾多次说起：“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是有点无知，很幼稚，幼稚得可笑，根本不知道发展航空发动机这条河水的深浅。但有一条，热情很高，总想着现在是大好时光，要能够把中国自己的飞机造出来多好、多伟大。但没有经验。”

　　4.“为我国战机装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心脏’，是我最大的心愿”

　　1956年，吴大观和徐舜寿已在北京工作，他们给航空工业局打报告，请示走自行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和发动机的路子并建立空气动力研究和航空发动机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局很快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但北京没有厂，怎么办？当时在沈阳410厂当厂长的莫文祥(后曾任航空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知道这事后，很支持他们，说：“老吴啊，你们就来吧，我来帮你们搞。”并决定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制造的飞机定名为歼教1，其动力为喷发1A发动机。

　　在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具备的。研制喷气飞机是第一次，也是比较难的，但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个飞机，机翼、机身还是有原来的基础。而吴大观他们这个动力，是从活塞发动机到喷气发动机，是包括原理、结构在内的革命性的改变，是一个天大的变化，比研制飞机的风险要大。当时大家都存在很大压力，很担心完不成这个任务。吴大观是学活塞式发动机的，在美国学的也是活塞式发动机，对喷气发动机，不懂啊！对苏联的涡喷5、涡喷6，也只是摸了一下，就想搞发动机设计？所以说它是一个革命，一个大的创新。吴大观曾说：“如今提科学发展观，在现在看起来，这个创新在当时是不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就是想，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设计自己的飞机、搞自己的喷气发动机！”

　　终于，他们凭借着敢于拼搏、敢于创新的精神，在与广大工人一起奋战了210个日夜之后，经过20小时的持久试车，首批4台发动机研制成功。

　　歼教1与喷发1A的研制成功，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是能够制造飞机和发动机的。喷发1A研制的初步成功给新机研制闯出了一条路子。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航空工业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航空科研问题，尽管成立了国防部航空研究院，但国家领导层的意见并不统一。一是“准备打仗”的思想在做主导，还有就是当时的国营工厂是在国家计划安排下进行产品生产的，完成生产任务是工厂的责任。它与西方国家的企业的性质不同。在西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企业、公司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必须研发产品、加工生产和为用户提供售后服务，不管是大小企业都是“哑铃形”的。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以加工制造为主体，则必然是“橄榄形”的工厂。两者担负的任务、性质都有不同。

　　在这种大形势下，航空科研工作举步维艰。动乱年代，吴大观又被关进“牛棚”9个月。在那里，他被批斗，被鞭子打，罪名是“走资派”、“三反分子”、“特务”。结果，他的胃病犯了，胃出血。

　　后来吴大观多次提到一个人，他说：“好人总是有的。在关‘牛棚’的时候，有一位看‘牛棚’的工人，就偷偷地关照我。我的胃不好，他私下给我买蛋糕，悄悄地递给我。每个礼拜买一斤，一两个月后，我的胃好了一些，慢慢地不出血了。”

　　之后，造反派“搞”得也没有兴趣了，就派他去劳动，打扫厕所。冬天，厕所里到处结冰，用镐刨的时候，粪便结成的冰碴会溅一脸，但他还是认真地打扫，把厕所搞得干干净净。

　　再往后，他争取到了可以和技术人员一起做一些技术工作的机会。

　　当时他们是去0307基地做压气机试验，很艰苦。由于做试验用电量很大，所以只能在夜间用电高峰过去以后，大约在11时以后进行。在需要做试验的时候，晚上他们把试验件装在一辆卡车上，人员乘另一辆卡车，跑20公里，到基地，做好准备，等到11时以后才开始做试验。做完了，大概到夜里两三时，再乘卡车回所里。东北的冬天，夜里是很冷的，坐在敞棚卡车里，寒风刺骨。那个滋味、感觉，今天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文革”的损失令人痛心疾首，吴大观说：“‘文革’对我们的国家破坏是相当大的。我恢复自由以后，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国外在我们搞‘文革’的10年中，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之快。就是这10年，我们与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但是，吴大观也说：“‘文革’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承受压力的能力增强了。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就想，比起关在‘牛棚’的时候，这点坎坷算得了什么呢！”

　　1977年底，吴大观调到西安430厂当技术副厂长，主抓斯贝发动机的仿制生产。斯贝发动机当时在西方是很时髦的飞机发动机。后来制造出3台合格的发动机——涡扇9，选出了两台到英国去作试验、考核并且考核成功。在英国时，我国的科研人员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关键技术人家不教。

　　吴大观曾十分感慨地说：“30年前我们就已领会到了，高新关键技术是难以买来的。但是，我们真的是想搞出自己的发动机呀！为我国战机装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心脏’，是我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