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写小说，就得了茅盾文学奖,而且还是评委全票通过。

　　文坛白日梦在熊召政身上，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标准版。只不过，馅饼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本《张居正》，用了五年的时间研究，用了五年的时间写就。虽然未必是“字字皆血泪”，却是真正的“十年磨一书”。

　　而今，根据原著《张居正》改编的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又引发一股张居正新热潮。熊召政也是该剧编剧：“编这部剧，我又花了两年。为了张居正，我耗去了生命中最为饱满的十二年。”而为什么如此坚持？熊召政说：“我只是想让历史中的张居正走进当代人的视野，正是这样的一件有价值的事。 ”

　　今天我们走近熊召政，听听这位集诗人、商人、小说家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人是如何看“张居正”的。

　　一“看”小说：十年写就，一度焚稿

　　记：尽管二十多年前您就在诗坛扬名，但《张居正》却是您的小说处女作。为什么会选择张居正作为您的第一部小说作品的主人公？

　　熊：这个问题是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关于张居正的一切都是一种很大的吸引。存活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发生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诞生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有历史学家却下过这样的结论：“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将张居正与开国皇帝朱元璋相提并论，认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代表明朝的精神气象，可见张居正的影响之巨。清末民初的梁启超也说过，自周至清，中国只有六大政治家，依次是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这些人中，张居正无疑是对我有最大吸引力的。

　　明万历年间，中国文化到了“烂熟期”。“烂熟期”的文化要想保持新鲜，必须进行改革。张居正改革前，明朝吏治腐败，经济行将崩溃。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整顿吏治，裁撤冗员，“一条鞭”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改革付出成本很小，得到收益很大，把行将崩溃的明王朝又支撑了六十年。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另外，张居正这个人个性极鲜明，他一直充满忧患意识，一直有强烈的激情。机会不成熟，他有超常的忍耐；机会一旦成熟，他又有超常的担当。从历史和文学方面，张居正都是富矿。我选择写张居正，是想以此人勾画出明朝万历年间的画面，因为一般人没有这么宏大的视野，难以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记：第一次写小说，您在写作时有没有遇到一些叙述上的难度？

　　熊：这部作品是1998年开始动笔的，那时候，三峡工程已经动工了。我记得那年清明，我一早就开着车从武汉向荆州出发，去拜谒张居正墓。墓已破败，当时，我就想，我们民族的记忆不能丧失。晚上，我铺开纸写下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文学三峡工程开始了。当然，甘苦自知。我是写诗歌出身的，驾驭小说常常力不从心，小说的成分在文学构思中飘忽不定，也没有故事情节。 1998年年底，我拿出了第一卷37万字的第一稿。朋友们看了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传记，不是小说。出版社倒比较宽容，让我修改一下先出版。我想了很久，决定来一次现代版“黛玉焚稿”，全部推翻重来。 1999年又写了一年，第二稿只用了第一稿的一万字。交给出版社时，他们说，怎么觉得写得太短了。可能是故事比较抓人，一下子就看完了。

　　记：小说亮相没多久，就以评委全票通过的佳绩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当时的心情如何？

　　熊：当一家媒体第一时间告知我获奖的消息时，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只有尊重文学，读者才会尊重你。我把文学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因而在写作时融入了一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心态和追求。专家评委和读者都给予了肯定，这也是文学对我所付出的努力和追求的回报。

　　二“看”电视：拒绝戏说，适应时代

　　记：电视剧《张居正》掀起新一轮张居正研究热。既是小说作者又是电视剧编剧的您，对这部剧的播出是什么看法？

　　熊：四十集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近期在上海东方卫视与北京卫视同时播出，我作为编剧，感慨良多。这部剧根据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改编而成。写这部书，我花了十年时间，编这部剧，我又花了两年。为了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可以说，我耗去了生命中最为饱满的十二年。曾有人问我，是什么样的吸引力，让你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我说，人的短暂的一生，做不了几件事。如果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一堆华而不实的 “业绩”，倒不如沉下心来，坐在冷板凳上，把一件事情扎扎实实地做好。当然，首先是这件事情值得你殚精竭虑。让历史中的张居正走进当代人的视野，正是这样的一件有价值的事。

　　记：为什么您要选择自己当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是担心原著小说的精髓被别人曲解吗？

　　熊：这是一方面。毕竟不同的人对原著的确存在理解上的差异。另外，当时很多投资商也希望由我来做编剧事宜，觉得这部作品一般人难以驾驭，所以就和我商量，让我自己来编。

　　记：小说版的张居正和电视剧版的张居正，在您看来有什么不同？

　　熊：两者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不一样。小说可以用饱满的文字来吸引读者，影视剧却需要更多的情节来制造矛盾和冲突感。小说可以靠作者的一己之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电视剧却必须要靠一个团队协力而成，编剧只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如果一定要说这两个版本的“张居正”哪个更精彩，我个人更倾向小说。但客观地说，电视剧版也是成功的。

　　记：对于影视媒介对小说的宣传作用，您作为一个传统作家怎么看？

　　熊：时代选择个人，而不是个人选择时代。你只有跟上这个时代的轨迹，才不至于无所适从。以《张居正》由小说而至影视为例，你可以不喜欢后者，但肯定要研究后者，因为确实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媒介之一。现在电视剧在播出，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关注，但作为一个作家，有人关注作品总是快乐的。而且，我写这部小说和编这部剧的态度都是认真的。因为写的是历史人物，事关历史。人不能戏说历史，应对历史保持敬畏感。作为一个作家，我把我的历史观尽量正确地告诉给读者，这本身是一件快乐的事。

　　三“看”历史：尊重历史，以史为鉴

　　记：您刚刚说到要对历史保持敬畏感，不戏说历史。但事实上，只要是文艺创作，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会涉及虚构。这是否成为悖论？

　　熊：我觉得不是悖论。虚构是根据客观历史条件对可能发生的故事作出逻辑上的合理推断，它符合历史观，并非完全杜撰。而戏说是不顾历史真相对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不负责任的演绎，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观点。所以说，虚构可以，但戏说不可以。

　　历史本身是朴素的，展现给我们每个人的也是纯粹的。如果创作上一定要表现出和历史事实格外不同的东西，也一定是在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后再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想说就说。

　　记：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我们也正好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您在写作中是否也会不自觉联系当下？

　　熊：一个作家在写作中一定要有自身的要求。他要写什么，他应该写什么，这是作家对他所处时代的态度和责任，也是一个作家自始至终都应该坚持的。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改革的东西也许可以借鉴。写作开始我就告诫自己，我可以借古鉴今，但绝不能借古讽今。借古人衣钵浇今天块垒，那是对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我愿意让小说启迪读者对今天的思考，但不会让古人穿着龙袍说今天的话。

　　我仔细研究中国历史，发现朱元璋创立的明朝国家管理体制，对今日中国的参照意义，超过清朝。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居安思危，基于这一点，就产生了盛世危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或者说全部的社会责任感，都寄托于这个“危”字。如果非要寻找出历史的精髓和文化内核，那么可以从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过程中寻找到一些困扰我们的答案。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其实施的过程，就是讲真话、办实事的过程。所谓改革，就是打破已经形成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新的平衡点。完成这个过程，不但需要改革者运筹帷幄的宏观把握，更需要他们洞察幽微的政治智慧。

　　记：您的作品中，张居正的政治智慧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用人策略上的“重用循吏慎用清流”。这是否可以视为过于实用主义？

　　熊：儒家评价一个人的成就，依次为立德、立功、立言。这种道德至上的观点，使中国的读书人大都醉心于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精神生活。立功者，就是那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将民族引向繁荣富强的人。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家需要的人才是乐意立功的人。但是，儒家圣贤将立德者凌驾于立功者之上，这实际上是误导读书人一味地重视道德而轻视事功。

　　张居正认识到重道德轻事功对国家政治运转的危害。因此一反积蓄千年的常态，建立“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用人政策。循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跻身官场，虽不肯钻营，但为了做成一件利国利民之事，讲原则而不拘于原则，讲操守更讲变通。清流则不同。他们奉道德为圭臬，宁可事做不成也决不肯损害个人的名誉。在张居正看来，清流是在做好人，而循吏是在做好官。做好人只讲求个人操守，做好官必须有大局观念。所以从戚继光与海瑞身上，就能看出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委以重任。而无论别人怎么向张居正推荐海瑞，他却坚决不用。

　　记：尽管有着强大的政治智慧，但张居正身后没有得到善终，这是否一种历史的遗憾。

　　熊：孟子讲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但改革的目的，恰恰就在于施政纲领的改弦更张，在削弱巨室特权的同时，尽可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张居正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张居正改革对当时明朝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是凶猛的。正是这种担当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效果显著。

　　本报记者 姜小玲 李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