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毛泽东“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民主气氛浓郁，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带头做自我批评，虚怀纳谏，从善如流，广开言路，闻过则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深刻指出：“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现身说法，循循善诱，谆谆告诫：“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毛泽东海纳百川，虚怀若谷，开诚布公，彰显了他身上的民主作风。1992年，事隔30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由此笔者想到中国古代一些“纳谏”的动人佳话。古代中国，盛世数出，均与统治者的思想开明、善于纳谏、广开言路有很大关系。

　　传说夏禹为治，就颇为开明，为广征不同意见，门悬鼓、钟、磬、铎、鞀等五种器具，让那些提意见的人“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为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夏禹能留名青史，看来就与其广开言路、勇于纳谏密切相关。

　　春秋时期，齐国之成为首霸，与齐威王的开明统治也息息相关。《战国策·齐策》载：齐威王曾悬赏求谏，“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赏令一出，“群臣进谏，门庭若市”，齐国因此政通人和，邦安国治，“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汉高祖刘邦出身寒贱布衣，并无文才武略，但有自知之明，知人善任，开明豁达，纳贤容谏曾博采张良、陈平、刘敬等谋士之良策，故而在楚汉相争中能战胜项羽，夺得天下。建汉后，刘邦一如既往，每有大政，必与群臣商议，择善而从。刘邦这种广开言路、博采众议的风格，不仅垂范于子孙，也为后世所称道。

　　以性情宽厚、睿智仁爱著称的汉文帝，也是善于纳谏的典型。《汉书·刑法志》记：文帝十三年，少女缇萦因其父罪当处肉刑而上书文帝，指出肉刑的残酷，表示愿没为官婢，以赎父刑罪。文帝览后感到言之有理，于是下令进行刑制改革，从法律上正式废除残害肢体的肉刑，从而使我国古代刑制向“文明”迈出重要一步。

　　据《贞观政要·求谏》载：唐太宗初登极即言：“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所以，他要求公卿大臣“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他还向大臣们保证：“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他甚至说：“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

　　而反观中国古代的许多昏暴之君，之所以败国亡家，也往往与朝纲独断、拒谏饰非有一定关系。周厉王暴虐奢侈，以杀“弭谤”，对批评其过失者，格杀勿论，终使“国人莫敢言”，最后导致国人叛乱、自己流亡的不幸局面。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骄恣拒谏，任用佞人，阻断言路，最终导致宦官赵高欺上瞒下，指鹿为马，把秦政权拖向了不归路。

　　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虚怀纳谏，尽管是一个苦涩的选择，却是做人、为官、理政、兴国的大智慧。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巨人中的巨人”，他的一个重要的过人之处，就是闻过则喜、知错就改，这一点恰恰是许多干部难以做到的。在当下，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凝聚民心，愿各级官员从毛泽东“虚怀纳谏”的大智慧中受到启迪。

　　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