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利润、待价而沽、主体利益最大化等等，向来都是商品社会中物质与物质或物质与货币的交换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交换关系尤为凸显。然而，在精神领域，在文化场中，在心灵世界，这种交换原则的适用度可就不那么带有普遍性了，以至于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它都会成为反式和悖论。

　　何以为然呢？惟因精神层面的东西虽然对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极为重要，但却向来无价可循。比如良心、理智、素质、高尚的道德、纯真的情愫、美好的心灵之类，能用值多少钱来衡量吗？能用商品交换的原则来交换吗？当然不能。这种“无价”，这种“不能”，恰恰反证了它的极端重要和宝贵，是真真正正的无价之宝。正因为精神层面的东西既重要，又无价，所以也便天然合理地形成并决定了在文化传播、精神浸润、道德教化和心灵升华诸方面的社会公益性与不可擅利性。

　　这一点，早在人类文明的肇始时期就已经在高度自觉地实行了。从尧、舜到孔、孟，从耶稣、释迦牟尼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对人和人类社会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精神缔造与文化建构，都是大公的和无偿的。继他们之后，人类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沧桑变故，但亘古不变的却是精神教化与文化传播的公益性和社会化、布理性和抑利化、尚德性和无私化、励志性和倡义化。在这个过程中，“义”对“利”的排斥和取代，乃是完全于未经任何博弈的情况下而天然地赋有的，因为尚德和倡义早已成为精神缔造与文化建构中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民族自信心和集体无意识了。孔子就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强烈的德义意识，不但通过社会实践以血脉永续的方式传承下来，而且也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圭臬和思想范式。不仅在文化传播与精神建构领域如此，而且几乎扩延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即便是在以赚钱赢利为本旨的商人群落中，也自发地将崇德尚义当做了经商与处世的前置标准。早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明朝，就已有一位名叫王现的商人在总结其事商成功的经验时强调指出：“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纵横九千里，兴时五百年”的晋商，之所以能够达到 “处货殖之中心，执金融之牛耳”的程度，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实行并坚守了“利以义制”的原则。

　　经商尚且如此，从文当然就更应该如此了。因为二者不仅形式相异、内容各殊，而且方略互斥、本质不同。前者有价，后者无价；前者有形，后者无形；前者作用于身，后者作用于心；前者以增殖赢利为目的，后者以修德励志为根本。所以，在精神文化的创造、建构与传播中，自当首先赋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强烈的奉献意识和勇敢的担当精神，而绝不能一味地听任孔方兄的诱拐，懵头懵脑地被赵公牵着鼻子走，把赚钱当了从文的主旨与目的。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价值规律经营文化产业，也同样不可舍义求利，尤其不能唯利是图。因为文化产业既然是以文化为内容的产业，它在创造、生产、经营、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中，就都首先和始终要体现文化的性质和效能，切实把悦人、开智、励志、养心的作用放在第一位，使之真正能够以其所涵盖的先进思想和奋发精神而给人以欣悦和激励，让人从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消费中得到审美的满足、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提升。如果出自文化产业机杼中的任何产品和服务不具备这样的性质，不秉有这样的效能，起不到这样的作用，那就无异于从根本上抽去了文化产业的灵魂，而文化产业一旦失去灵魂，也就自会变得只有产业而没有文化了。当然，这里所谓的“没有文化”并非是指没有文化的内容，而只是说这种内容很差、很悖，甚至很坏。这是自然的。因为作为思想载体和精神标识的文化，其在正常状态下并不呈现中性，而基本上是趋于两极的，即其内容不是积极的、先进的、高雅的、新颖的，就极有可能是消极的、落后的、低俗的和陈旧的，差别只在于程度不同而已。至于那种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非完全没有，而是其出现的概率很低，且既非文化之常态，又非文化之本质。文化之所以是文化，就是要赋有先进的内容和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还要文化干什么？更遑论文化的效能性和重要性。

　　对于此，我们的现实文化生态就很能说明问题。每当我们极目纵览，映入眼帘的不就总也是优劣并存、瑕瑜互见、雅俗杂陈、新旧斑驳么！何以如此呢？盖因文化内容的两极趋向使然。在现实文化景观中，由于价值规律的逆转和市场法则的倒挂，乃致趋劣、趋瑕、趋俗、趋旧的文化产物和文化现象常常显得十分扎眼，诸如手机涉黄网站几近泛滥、低俗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荒诞不经的影视制作屡屡出镜、玄幻惊悚的网络写作频频亮相。凡此种种，都在不同程度地转换着和颠覆着正常而积极的价值要素、价值主体、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虽然其形式诡异、景状玄幻，但在本质上则都不过是为了敛财和趋利。

　　本来，由于3G技术的发展和成熟，移动通讯与互联网技术日趋融合，给人们带来享受信息社会的快捷与方便，这无疑是一种文化和科技的进步，但文化场中的趋利者们却把这种快捷和方便转移到了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传播淫秽色情和暴力犯罪上来，这种不法网站居然多达数十万个，并且境内外相互勾结，声势浩大，无孔不入，屡打屡生。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运营商和制黄贩黄者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关系。

　　本来，在宽松的文化环境和优越的社会条件下，作家们是最有可能解放生产力和开发创造力的，但令人匪夷所思的却是，一些人竟把写小说当成了种庄稼：不是求质量，求效能，而是争印数、争版费。在这种扭曲的利益目标促动下，盗墓新品种出来了，鬼吹灯新品种出来了，恐怖、惊悚、仙侠、灵异、穿越、玄幻类新品种出来了，接龙小说和超文本文学出来了，“最小说”杂志和韩寒品牌、郭敬明品牌也出来了。紧随其后的便是50万册、100万册的印数攀比和800万元、1000 万元的时髦作家富豪榜排名。在如此貌似繁荣、丰收的景况下，殊不知其给历史留下的却是文化的笑炳。

　　本来，采用现代艺术形式表现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无疑是古为今用，弘扬民族文化和尚武精神的有益探索，可谁能料到摄制者竟把电影《花木兰》的主题和情节都变成了“木兰从军恋爱”，并且屡有雷人之语频出娇口，从而使文学经典《木兰辞》完全走了形、变了味。问其原因，竟是没有爱情戏，票房上不去。

　　其他像以荒唐解构历史伟人而出名的“学术新星”、以悍然颠覆传统文化精髓而闻世的“国学辣妹”，以无端制造和炒作奇闻艳遇为能事的“灵通人士”、以一裸而博取千金的“艺坛另类”等等，又有谁个不是惟市场制导精神的产物和惟金钱操控文化的结果。不错，在商品社会中，完全无视市场法则，自然是不明智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市场把一切社会细胞都货币化了之后，以钱为本也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法则。这在“物”的层面，是可取的；但在精神范畴，则是可怕的。因为在社会功能结构和社会道德体验中，物质和精神从来就有着不相同的效能目标和二元化的价值取向：价值尺度对于前者是刚性的，而对于后者则是“ 柔”性的。关于精神文化的这种价值之“柔”，我们至少可以解读为：金钱从来不是它的惟一价值绳墨和终极追求，而以它为载体，将金钱作为惟一的和至上的利益目标，则更是对它的误解和亵渎。所以，在健康的理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消费中，绝不可蓄意制造以文化掘金的神话，更不能刻意追索将文化变钱的目标。至于文化产业对市场准则和价值规律的践行与体现，那也只是对“产业”而言的。即便这样，其基础和前提仍须永远都有赖于文化自身的先进、积极、淳雅和刚健。

　　在这个命题上，我们决不能误读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其实，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他在提出以“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的同时，就更以愈加充沛的理论思维阐发了“道德情操”的重要性。他认为，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并不是万能的。只有在道德、情操、良心和正义的驭制和引导之下，那只“看不见的手”才有可能会发挥积极、有效，然而也有限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对物与物和物与币的交流和置换尚且如此，那么，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消费场中又该当如何？这就更自不待说了。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早已为我们走出了可资效法的路：巴金、赵树理、周立波等许多前辈作家，都是主动放弃领工资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既已领了国家发的稿费，就不应该再去拿国家发的工资。上世纪50年代初，年仅28岁的豫剧演员常香玉，宁肯在生活上千般亏待自己，日夜兼程地到全国各地轮番义演，硬是用血汗钱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价值 15.2亿元(旧币)的米格飞机。鲁迅一生辛勤劳作，但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工资，只靠稿费维持清苦的生活。他原本计划要写关于唐朝文明和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还要写关于中国字体变迁史和文学发展史的学术专著，但对这种名利双收的事他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了。为什么？就因为写短小的杂文以应对现实的战斗更重要，指导和资助文学青年健康成长更重要，为中国新文艺的发达而充当“牛”和“泥土”更重要。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都已是过往的云烟了，现在搞市场经济，还那样么？其实，时代再变化，社会再发展，文化人的职业操守也不能变，拜金主义到什么时候都会为人们所不齿。季羡林一生劳作、一生节俭，但为汶川地震捐款，却一出手就是20万。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却不爱钱。”不但从来不言名利，而且把稿费、奖金也悉数捐给了科学事业和人才培养。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如此品性和人格，我们又该作何想呢？是的，该是作出义利抉择的时候了，该是把我们的笔墨和才华用于建构文明和召唤心灵的时候了。这就要求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消费主体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进行充分的道德体验和赋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以义制利、以义驭利、以义导利、以义帅利，而决不可因利失义，更不能惟利是图。因为只有文化主体具备了正确的和科学的义利观，文化创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才会形成刚健而有益的价值，才能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艾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