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德国图书奖得主在京举行作品朗诵会，分享病痛写作经历，接受本报专访

　　施密特 失去语言的时刻非常可怕

　　5月23日，2009年德国图书奖得主卡特琳·施密特(Kathrin Schmidt)首次来到北京，并在单向街图书馆举行了作品朗诵会。虽然她刚刚得奖的那本《你不会死》还没有中文版，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国读者对她的好奇心。

　　获奖

　　我不和赫塔·穆勒竞赛

　　新京报：你对中国有过什么记忆吗？

　　施密特：我对中国大部分的印象是从公公、婆婆和我丈夫那儿来的。公公婆婆上世纪来到中国，等到老回到德国时，已经不会讲德语了。我公公影响过我去读唐诗，年轻时，我也读过孔子、孙中山的东西。

　　新京报：你因获奖而成名时，媒体介绍你都说“击败了赫塔·穆勒”(穆勒也入了德国图书奖候选人名单)。

　　施密特：如果用“击败”这词，就意味着是个竞赛，可让两个作家去竞赛不大可行。德国的文学奖特别多，有些鼓励新作家的奖，能让作家在经济上独立起来，挺好的。但有些文学奖则是要看参选图书主题是不是时髦，或是所谓的“时代精神”。但这不是我感兴趣的。

　　新京报：我知道你也喜欢赫塔·穆勒的作品。她的作品大多写的是高压政权下平民的遭遇，中欧、东欧读者读来也许会有共鸣。相对而言，《你不会死》写的经历很独特。你会将读者摆在什么位置上呢？

　　施密特：20多年前我就知道赫塔·穆勒。1984年，我有个好朋友给我捎了本穆勒的小说《暴虐的探戈》，这书是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我很喜欢这部作品，此后就一直关注她的创作。当我和很多朋友听说她获了诺奖，都打心底里替她感到高兴。不过，我反倒觉得，赫塔·穆勒写罗马尼亚一处讲德语的少数群族的故事，这些人还被拉到乌克兰劳改去，这样的故事才小众呢。而我自己的故事是讲疾病，虽然具体说的是脑溢血，但其实可以派生到很多领域。全世界有那么多生病的人，包括不治之症的癌症，她写这方面的话题，应算是有代表性。

　　新京报：今天的德国文坛，由本土作家和移民及移民第二代作家一起，形成了新图景。假如从一个本土作家的角度，你有考虑过为谁、为什么写作吗？

　　施密特：我不到8岁就已经开始写诗了，那时我就知道写作会伴随我一生。31年前，自从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以来，日常生活就没怎么变过：之后我不断地生孩子，生了五个。现在最小的孩子才13岁，最大的已经离开家了。而我的生活还是一样：送孩子去上学，然后开始工作。

　　今年因为我拿到了一笔奖学金，就换到了罗马，也带着儿子去了。要养家糊口，我得写散文和小说。可如果我是一个人，我会选择写诗的。我就是喜欢写，不管有没有人愿意读。

　　病痛

　　从病人的角度去写作

　　新京报：在你的身体恢复过程中，回忆和语言是同时恢复的吗？你写《你不会死》时，更多是置身意识、身体的受限状态下的自叙，还是从旁观去观察自我呢？

　　施密特：更多的还是自我观察，尤其是从病人的角度。但这本书里，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语言的丢失———一个人突然就失去语言了，这非常可怕。

　　要讲话，却不清楚，我会把书叫成报纸之类。在语言混乱的状态下，旁边还会有人觉得我是弱智者。我想，来自社会的鼓励很重要，我想告诉患病的人们，身体是可以恢复的。

　　新京报：你在以前采访中说，“海伦妮”(《你不会死》主人公)得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过去，她才能真正清楚自己何去何从。柏林墙倒塌在小说里是一间接的角色。

　　施密特：我本来根本没打算写这本书。后来开始写，前30页用第一人称做描述。然后我把这30页寄给了我一闺密，她建议我应该把最开始的这一段(即在现场朗诵的背景段落)放到最后去，这能让读者更有阅读的兴趣：女主人公最后到底怎么了？于是我就按照朋友的建议，将“我”换成了第三人称。而且在之后的故事发展中，除了患病和康复的过程来自原封不动的亲身经历，其他都是虚构的。所以德国有评论家想像，海伦妮遭受的打击象征着民主德国的终结，她的康复则代表两德顺利统一———完全不是这回事。

　　自由

　　在德国体验时代的变革

　　新京报：在小说里，你用了“真东欧与老西欧的奇特混合体”去形容两德统一后的状态。去年柏林墙倒塌20年时，我在东西德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跟很多不同年纪的人聊天。在这些人里，年纪偏大的人看待柏林墙倒塌这段历史变迁时，大都感觉他们原本稳定的生活被剥夺了，他们似乎一下被时代抛弃了，至今未复原。而没有负担的年轻人，心态则完全不同。同样在东德成长的你呢？

　　施密特：这问题挺复杂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变革，对于年纪大和年纪轻的人来说，感受肯定都不一样。一个人在30岁以前还有很多重新开始的可能性；可当时很多30岁以上的人都失去工作了。两德统一以后，东德人确实有了随意出去旅行的自由，可对这些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了：虽然有了旅行的自由，他们也没钱去。年纪大一点的人，确实感觉非常失落。《你不会死》里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很多都不是我亲历的，而是来自周围的朋友们。1985年左右，虽然我在东德成为了反对派，但我们的活动一般还是保持在地下的，所以现在文本中体现的，还是以朋友之间的故事为主。

　　20年前，我自己和朋友们并没有料到两德统一会发展得这么快，我们都以为会是从自己内部的改革去进行新的创造。

　　新京报：同时作为社会学者与写作者，你在观察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社会中的状态时，感觉缺失了什么，需要补充些什么？

　　施密特：我更感兴趣的是发展，比如从大的家庭转向小的家庭，从多子女的家庭转成独生子女家庭———如今的德国正是这样。现在的社会问题非常多，随手举一个例子：很多母亲根本没受过教育。我最担心这个，可更糟糕的是我根本没法子去解决。

　　新京报：是不是因此你就下意识地，在几部小说里以小家庭为素材，写亲人之间的关系呢？

　　施密特：其实我也在尝试别的：以前我写过一部小说叫做《国王的孩子们》，反响还不错。里面写的三组人，彼此互不认识，但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相遇了，并有生活轨迹上的交会。我想由此去描述人与人如何从陌生发展到共存的故事。

　　卡特琳·施密特

　　1958年生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从事心理咨询师、编辑和社会学者等工作。自1984年起成为自由职业作家。现居柏林。著有《有天使的河景》等诗集和《古纳·雷内夫森的探险》等长篇小说，并获多项德国文学奖。2009年，施密特凭自传色彩浓厚的小说《你不会死》，获德国图书奖。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璐诗　摄影 本报记者 郭延冰

　　同时感谢歌德学院和张意女士提供翻译协助

　　因为失语所以寻找

　　- 记者手记

　　施密特的作品，此前并没有过中译本图书。在她简短的履历中，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德国图书奖”与“失语症”两个词句。观众坐满了椅子、又盘腿坐满了地上的现场，大概显示了国内读者对于德语文学、翻译文学的同步阅读欲望。

　　这种同步阅读欲望，在现场中德双语朗诵起施密特短篇小说《学蓝调》，以及得奖图书《你不会死》节选时，则表现为只剩一片翻书声的安静现场。特别是《你不会死》最后那小段，从内心描写出发，为读者交代了上世纪80年代前民主德国老百姓的生活背景。

　　2002年夏，施密特突发脑溢血。当时她挣扎着爬到丈夫身边说：“我要死了。”丈夫的回答：“你不会死”———这句话七年后成了作家的新书书名。失忆与失语，身体与意识的双重受限之下，施密特也有过幽灵般的体验：“不知几时清醒过来，却像做梦一样，从窗门进来，然后从门里钻出去”。她也记不清了，到底是语言先回来，还是回忆。假如回忆是一种旁观，寻回语言是照镜子的过程，她说《你不会死》的书写，更多是由内往外的自叙。“语言通过与以前不一样的另一种方式出现：以前我可以随时依据我的心情和想法随意地想起任何一个单词。但现在，文字似乎把自己藏了起来，我必须努力寻找才能找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