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一锤定音：定“都”长春

　　1931年11月10日，日本人授意大汉奸于冲汉在沈阳成立“自治指导部”，负责“建国”宣传，为“建国”大造舆论。这期间，于冲汉以“自治指导部”的名义发了很多伪造民意劝进的电文，据考证，“满洲国”字样最早就出在这些电文中。

　　溥仪到东北后，关东军加紧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急不可耐地召集了张景惠、熙恰、臧式毅等人开了一个“东北行政委员会会议”，美其名曰“共商建国大业”。事实上，“建国方案”早已被关东军安排好，这个伪行政委员会不过是个橡皮图章。尽管如此，伪行政委员会还是召开了三次正式全体大会，这就是被日本报纸

　　大肆渲染的“四巨头会议”。

    就在这“四巨头会议”上，确定了伪满洲国的“首都”、“国号”、“国旗”等。

　　在定“都”哪里的问题上，日本人内部争论很是激烈。

　　沈阳的日本人首先提出，沈阳历来是东北的经济政治中心，未来的“首都”理所当然定在沈阳。

　　大连的日本人则强调，日本人在大连经营多年，政治基础十分巩固，作为“首都”，当然大连最合适。

　　长春的日本人认为，长春地处东北的中心，“首都”当然要在“国家”的中心位置。哈尔滨的日本人也跟着凑热闹，嚷嚷着要定“都”哈尔滨。

　　各地的日本人炒成一团。最后关东军一锤定音：定“都”长春。

　　沈阳、大连、哈尔滨的日本人纷纷向关东军抗议。关东军理都不理：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最后被逼急了，才说出定“都”长春的理由：将来关东军是要进攻苏联的，所以，为了指挥军队方便，“首都”必须靠北。

　　事实也确如关东军所说，大连地处辽南，地偏，首先就得排除；哈尔滨太接近苏联，而且苏联在哈尔滨的势力深厚，如果定“都”哈尔滨，东北的抵抗势力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对日本威胁极大；而沈阳历经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二十多年的经营，势力盘根错节，不利于日本人统治的稳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伪满洲国是一个新建的“国家”，不是清朝的复辟。沈阳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三百年来一直作为清朝的陪都，如果将伪满洲国“首都”定在沈阳，会给中国人和国际上一个印象，以为是清朝复辟。这对于一心要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并且打算日后将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的关东军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而长春就不同了。长春战略地位重要，地处东北的中心地带，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满铁就经过长春，交通方便。再一个，这里原本就是小城市，中国的抵抗势力薄弱，早年又和清朝没什么特别深的渊源，是“定都”的理想之地。

　　那么，为什么长春又会被改为“新京”呢？

　　1932年3月10日，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各部总长；主持会议的是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日本关东军部长驹井德三。在这次会议上，驹井提出了要在长春建设一个让中国人羡慕的“新国家”的“新首都”。接着，他提出：“有没有什么好名字呢?”就这样开始向伪国务会议成员征求长春更名的意见。

　　伪外交总长谢介石摇晃着又小又圆的脑袋，第一个提议：“叫‘新京’怎么样?”驹井对这个名字很欣赏，当即表示：“好名字啊!”“叫‘复京’怎么样?”提出这个意见的是伪财政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复京意为复辟的京城。

　　一时间，这些汉奸纷纷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新首都”的名字。

　　时间已经晚了，当天没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驹井宣布“等下次会议再定”，就散会了。

　　4天以后，即1932年3月14日下午，又在伪国务院召开第四次伪国务会议，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会议还是由驹井主持。驹井说：“‘首都’怎样更名，还是4天前留下来的悬案，今天一定要解决。 ”

　　在这次会上，又有人提出了第三个意见：“叫‘盛京’怎么样?”驹井当即表示：“叫盛京是不行的！这不是清朝的复辟吗？我们建设的是一个新‘国家’！”郑孝胥见大家意见相持不下，说：“如果叫‘新京’，据我所知，‘执政’阁下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所谓的“执政”就是溥仪。就这样，这次会议决定了长春更名为“新京”，第二天就以“布告”的形式向全世界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