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宴会上，这几个国家的使节老盯着我们几个管讲话稿的人，有的还找我们要讲稿

　　人们常说，礼宾是外交工作的寒暑表，确实，礼宾工作体现外交关系的冷热。

　　我从外交学院毕业，1965年7月调入外交部礼宾司。外交部礼宾司成为我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一生三进三出，在那里任职约20年，两次在驻外使领馆任职也是当礼宾官，最后一任才做总领事。

　　我记得刚到礼宾司工作时，每逢举行国宴，我的主要任务是输送和分发我国领导人在国宴上的讲话稿。那时每次宴席，宾主双方都发表正式讲话，讲话稿还译成英、法、俄三种文字，加上中文的，就有满满一车。或者根据指示，把大字体讲话稿送给周总理等领导同志。

　　那时我国与苏联关系正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来访国宾和东道主任何一方讲话中经常会针对时代背景讲几句，如果涉及“苏修”和“小修”的说法，“苏修”和“小修”的外交使节就立刻退席，以示抗议，一下子宴会厅还没正式开宴就空了几桌。后来，周总理指示：先吃饭，等吃完4道菜之后，宾主双方再讲话。以后在宴会上，这几个国家的使节老盯着我们几个管讲话稿的人，有的还找我们要讲稿，但主人和来宾讲话前，我们婉言谢绝他们的要求，直到即将讲话的那个时候，才分发讲稿。

　　1969年3月我被派到我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工作，除担任总领事英文译员外，还担负总领事馆的礼宾工作。总领事馆的礼宾官与北京的礼宾官职责不同，迎送任务繁重。那时我国已与40多个国家建交，国宾来，要路经卡拉奇，我国领导人出访、外交信使出国也经过卡拉奇，那时这条路线几乎是唯一的路。总领事馆每月平均要接送20多班信使。总领事馆有专门接送信使的领事，我作为礼宾官，也得起早摸黑，奔波于机场与总领事馆之间接送客人。有时一天跑机场要跑五次六次。后来跟日本建交，日本也算是一条线路。再往后慢慢的路就多了。

　　1971年3月印巴战争期间，因为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与巴基斯坦海军总部相邻，处于印度战机轰炸目标附近，弹片有时就落到总领事馆里来。晚上印度战斗机频繁飞来，我们得不停地跑地下室。在那硝烟弥漫、轰炸声不绝的日子里，我与司机李师傅经常要往来卡拉奇港口办公务。

　　在卡拉奇度过6年时光之后，我于1975年底调回礼宾司，随后被任命为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那时任务重了，没日没夜地工作是常态。1978年以后，不但来访的国宾多，我国领导人出访也多了。我的任务又多了，我国领导人出访时，我们的礼宾司要协助对方进行礼宾安排。

　　我们有工作规范：不可以在进行礼宾工作时与国宾或者领导人合影。所以这么多年，除了那种全体人员的合影，我没有什么“工作照”。在我家相册的首页，有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那是1978年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时，在仰光国宾馆草地上与我们全体随行人员的合影。

　　1978年1月26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共25人抵达仰光，对缅甸进行6天的访问，然后访问尼泊尔。那次访问举世瞩目，因为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出国访问。英国广播电台就说，“这是近三年来中国高级领导人头一次出国访问。”我作为随行人员，有幸亲历了这次历史性的出访。

　　在访缅时邓副总理的守时让随行人员十分敬佩。按照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他晚上10点半就寝，黎明即起。一天清晨散步时，一位工作人员请求与邓副总理合影，他欣然同意。消息传开，全体随行人员都来了。就这样，一张代表团的“全家福”在新华社随行摄影记者的手中诞生。

　　-涉及翻译问题,中日双方反复协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做了一个妥协的方案

　　1983年9月我到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一等秘书和礼宾官。刚上任不久，就是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应邀访日，我和日本外务省仪典官室西寺千代子女士商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程草案。我记得胡总书记访日，安排了两次演讲。仪典官室说，这是破例安排的。一次是胡总书记在日本国会的演讲，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方首次同意我国领导人在国会演讲；另一次是11月26日，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厅举行的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参加的大会上的演讲。我记得当时在使馆看电视收听演讲实况时，不时接到日本朋友打来的电话，除了称赞演讲，还说，第一次看到访日的中国领导人穿西装，很有意思。

　　1987年底我又回到礼宾司，任综合处处长，1989年12月任礼宾司参赞。那时候礼宾司的任务就更重了，礼宾工作的职能强调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项，负责研究和处理各国驻华使馆、欧洲共同体驻华代表团、联合国系统组织代表机构在华的礼仪、优遇问题；指导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地方外办有关涉外工作的礼宾事宜等。当然，接待国宾和重要外宾访华、安排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也是礼宾司的重要职能之一，有时还带先遣组 “打前站”。

　　外事无小事，礼宾工作是一项细致的综合工程，细节决定成败。有时细微的礼宾活动，却表达深层的外交含义。做礼宾工作多年，我常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技术上的一点差错，造成外交上的误会或政治错误，时有发生，都是前车之鉴。礼宾工作特别要求细，不细不行。

　　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应邀访日，部里让我率一个先遣组去打前站。我印象特深的，很小的一个事情我就要不断向国内报告。例如天皇会见江总书记的翻译安排问题，因为江总书记喜欢引用诗词，我们担心日方的翻译不一定能翻译得那么准确，我们就提出来，中国的翻译要参加这次会见。日方怎么也不同意，说日本的译员有水平、有能力来翻译。这个问题反复协商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做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一、天皇与江总书记会见时，我们的驻日大使杨振亚参加——这样我们就能放心了，杨大使的日文相当的好，万一出现日方翻译弄错了的情况，我们的杨大使在，他可以纠正，可以帮翻译；二、会见后共进午餐时，日方同意我们的翻译进去。这样，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1991年至1994年期间，我多次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访问蒙古、印度尼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打前站。经常是任务急、困难多、情况复杂多变，我常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准确、细致、主动、及时”八个字来勉励自己。

　　1994年我到马来西亚当总领事，这是我第三次“出”礼宾司。

　　参加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的“共度重阳”团拜会时，一位老同志对我说：“钓鱼台国宾馆是你的半个家。”这句话让我感慨万端。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了二十多年，职责所在，真说不清去了多少次钓鱼台。我清楚知道的数字是：到2000年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奥地利总统时，共计接待800起国宾，到今天已达1000起。 

    图片提供 吴德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