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和父母：

　　在兴趣和自由中渐渐长大

　　直到成为一家之主

　　郭敬明一直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80后作家，他的一举一动总会引起粉丝的追捧和评论家的关注。可他的童年其实和一般人无异——父母眼中听话的好孩子，老师眼中聪明的好学生。

　　1983年，郭敬明出生于四川自贡市贡井区，父亲是一名技术工人，母亲是一位银行职员。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却孕育了一位优秀作家成长的沃土。

　　童年时的郭敬明十分喜欢读书，他的母亲邹惠兰经常会给他购置一些益智方面的幼儿图书，有时还亲自给儿子详细指导和讲解。每次在母亲讲解时，郭敬明都听得十分认真，并且还不停地问这问那，邹惠兰便不厌其烦地给儿子讲解。郭敬明的记忆力特别好，母亲讲了一遍的故事他便能完全背诵出来。每次家里有客人来，他都会眉飞色舞地讲一些看来的故事，很讨人喜欢。

　　自小，父母给郭敬明一个自由的学习生活空间，让他在自由和兴趣中渐渐长大，尽情发挥自己。就拿买书来说，他们不再主动为郭敬明挑选什么，每次领着郭敬明去新华书店，都由他自己挑选，每次买书回来，郭敬明便要一口气把它们读完，甚至父母叫他吃饭他都舍不得放下书本。

　　1995年，郭敬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初中，他的视野也更开阔了。郭敬明开始广泛地阅读名家的小说和散文，包括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尤其是古龙的武侠小说，他更爱不释手。看见儿子课余迷恋武侠，父母也从不干预和制止，他们认为，那是孩子在学习之余的一种有益放松，既调节了自己，又增长了知识。

　　在郭敬明的作品里，孤独和忧伤永远是主旋律，这可能也和他的童年生活有关。在别人眼里，他是个养不大的孩子，羸弱、敏感。“我小时候就不自信，一方面自己是小城市的，希望开开眼界，我羡慕大城市的人。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小时候特别瘦弱，我个子又特别小，体育不好，羡慕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我又很好强。”

　　郭敬明在家里用非常平等的朋友关系和父母相处，有一阵他每天早上都和爸爸吵架。“当我后来越来越独立的时候，我渐渐变成一家之主了，这种变成一家之主和我经济基础的不断积累肯定是有关系的，但不单单是经济基础。你的成长，你人格的独立，你能力的增加，包括一个人的不断成熟。”

　　笛安与父亲李锐：

　　他告诉我，坏人是食肉动物，好人是食草动物

　　你想做食草动物，又不想被欺负就变成一只大象

　　笛安是著名作家李锐和蒋韵之女。生于1983年的迪安，被称作是“80后在纯文学领域的一个突破”。她那部在青春文学杂志《最小说》中受到几百万年轻读者追捧的《西决》，选择的是家庭伦理题材，“这个故事就是在写血浓于水的不离不弃。”

　　因为家里有许多藏书，笛安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但她说自己除了看书之外什么游戏也不会，“总是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我，那就是，在真实的生活和文字虚构出来的生活之间，我到底可不可以自由选择？现在想来，我觉得，童年时代过分迷恋阅读或者不是一件好事，我小的时候乃至少年时代的所有问题以及困扰的源头都在于此：我分不清真正的人生和书里的人生之间的本质区别。 ”

　　虽然出道以来，笛安一直避谈自己的作家父母，但他们从小对她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小的时候我看书比别人多，一个是因为家里书多，另外是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给我念书。她手上在读什么书，就念出来给我听，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我对那个正在讲述故事的声音很有兴趣。然后就是—— 我爸爸妈妈都是热爱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有意无意让我觉得，写小说是件好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会开始写作，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对讲故事这件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恋。我喜欢看故事、听故事，喜欢讲故事给人家听，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动力。”

　　妈妈那时还喜欢将看过的电视剧讲给她听，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小时候我记得最深的是，里面的人爱请客吃饭。我就喜欢这些片段，吃喝玩乐的。”她还记得妈妈给她讲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当时就觉得爱听故事，这导致我现在对小说的看法还是很传统，小说就是要讲故事的。”

　　父亲对她的影响更多是人生方面的。他教育笛安，社会对女孩子不太公平、更严酷，但你更要独立。“读小学的时候他常讲，还打了个比方：如果世界是一个丛林的话，坏人是食肉动物，好人是食草动物，那你又想做食草动物，又不想被食肉动物欺负，你要怎么办？你一定要变成一只大象。”那时她还不太懂，长大了便慢慢理解。“他是一个蛮敢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

　　叶子和父亲叶兆言：

　　作家爸爸给女儿写请假条

　　叶子说那是电视剧的桥段

　　眼前的叶子，性格上或多或少有一些作家父亲叶兆言的影响。因为曾祖父是叶圣陶，如今又师从王安忆攻读写作学硕士，叶子被称为是“文四代”。“但是你知道吗？我想我也不算是个特别有家教的孩子。”叶子说，在家里她会直呼父母的名字，叛逆期也常常跟父母发生激烈的争吵。我说其实我挺羡慕作家的孩子，因为感觉上似乎这样的家庭里，父母能够更多地站在孩子这一边，替孩子写请假条啦之类的。

　　“天哪，这是典型电视对话的桥段。”叶子直截了当地戳穿了我对“作家家庭”的幻觉。不过，在她眼里自己家还是比较随性的那种。“作家和作家是很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早晨写，有的人喜欢写东西没有人打扰。我爸爸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他写得比较平均。上回我们家里要搭一个南瓜棚，我爸爸就在院子里指导我男朋友这样搭那样搭，一会儿自己又跑上楼写个千字文什么的，很快就又下楼跟我们一起吃饭。我爸爸写长篇的时候才有明显的特点，就是运动量加大了。我想他是适合当作家的人，因为他特别自律。”

　　喜欢看片的叶子，有时候会和父亲一起看纪录片。“你听的懂南京话吧？”叶子问，我爸爸看了一些外国人拍的纪录片就会摇着头用南京话说，“瞎讲，都是瞎讲。可见外国人也有瞎讲的时候。

　　问她会不会把自己写的东西给父亲看。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父亲就算读到她发表的作品也很少跟她说。或许这就是作家和他写作的女儿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多的时候是父女，而不是作家和作家的关系。　　　　　　　

　　ligi

　　张悦然与父亲：

　　他待我的好是参差不齐的好

　　在童年留下太多空白的罅隙

　　父亲，他的形象也许还是早年坐在竹藤沙发上沉默抽烟的年轻男人，穿着白色衬衫和墨绿色毛坎肩，微鬈的头发里沁出一层浅浅的油膏。那时我11岁，我们搬了新家，养了两只猫。其中一只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留下的那只继续睡没完没了的觉，不节制的饮食使它变胖。

　　那时父亲还在大学教书，有一些自在的时间。等到暑假，我和他两个人整日都待在家里。我在房间看书，做暑假作业，他在客厅里翻报纸，看电视，修理坏掉的电器，更换灯泡。他很少进来看我，我却总要走出来，抱一抱猫，看看他在做什么。为了延长待在客厅的时间，我会取出大桶的冰淇淋，与他没有说过什么话。可我好像一直都在等待，等待有那么一天，在我拿着空空的冰淇淋盒子起身的时候，他忽然喊我坐下来，与我交谈，以成年人的方式，一场热忱的谈话，──在那些西方小说和电影里，父女间总该会有一场这样的谈话，影响之深远，甚至将女儿的一生都改变。我希望被他改变，我知道他可以做到，只是不想。他不想在我的人生中画下一个和他有关的记号。他给我的，是一个完全空白的生命。我很想做些疯狂的事来引起他的注意。也许应当和那个朦胧要好的男孩谈一个恋爱，也许应该促成一样煞有介事的私奔，至少应当有一次离家出走……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做，安静得像那只总是蜷缩在沙发上睡觉的大白猫，又忠诚如它，守着这几间潮湿的屋子，哪里都不肯去。

　　他是溺爱我的，却不得要领，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带我去很好的餐馆吃饭，买昂贵进口饼干给我吃，陪我去宠物集市挑选波斯猫，帮我从大学图书馆借回所有合订的《儿童文学》。可是转脸又和我吵架，对我大发脾气，摔烂了从前送我的洋娃娃，踢伤了叫春的猫咪。偏巧我是个记仇的孩子，蹲在地上拾捡洋娃娃碎成一片一片的脸，包在它身上穿的裙子，永远收存起来；在深夜抚弄被踢断牙齿的猫咪，偷偷落泪。

　　他待我的好，是参差不齐的好，在童年和少女时代，留下太多空白的罅隙。这些罅隙无限延展，被我紧紧扭住手中，作为罪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在他的面前一一抖落。”“你对我的爱再深，也总是有严重的缺陷。”我要这样对他说。我想象他听到这些话时痛苦的神情，觉得很满足。因为我从未见过他痛苦的样子，从懂事算起，与他相处二十年，竟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他的难关，他曾承受过怎样的痛苦。只是一贯的冷静。这种冷静让我无法靠近，终于脑羞成怒。　　　　　　　　　　　　　　　　　　

　　张悦然

　　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 王湛 见习记者 陈宽 采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