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爱乐这十年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有人把十年前中国爱乐的组建定义为“横空出世”，从“高薪挖墙角”、到世界巡演、进梵蒂冈表演……十年间，这个“争议永远比赞扬多”的交响乐团，总是在做着前人没尝试过的创举。余隆则说，他们一直在“摸高”。

　　经历了加速向前冲的成长，作为国内乐团的引领者，十年后的中国爱乐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更激烈的竞争中保有个性，如何在历史、资金、文化背景有限的现实之下，真正进入“世界前列”？古典乐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在当今社会表达它的文化力量？

　　爱乐&余隆 孤独者的冒险

　　十年，对一支全新的交响乐团可以成长到什么模样？叛逆和勇敢是突破的前提，但实力的养成，更需要时间和耐心

　　本刊记者/丁尘馨

　　4月25日晚，北京保利剧院，中国爱乐乐团启动了它十周年庆典音乐演出的首场。当晚的高潮无疑来自郎朗演奏的《二黄》，该曲创作者、旅法音乐家陈其钢在演奏前被主持人推介到台前，如等待高潮前的静息，观众们平静地听着这位内向的中年人缓慢而简短地向大家介绍自己及他与郎朗的合作。当他看似不经意地提及“有幸参与2008北京奥运会，并有一首作品幸运被选中——那就是《我和你》”时，台下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个成绩斐然的古典音乐人，被大众认知并追捧的却是一部富含政治背景的流行作品，这或许是陈其钢的无奈，可也是中国的古典音乐人正在面对的现况和尴尬。作为中国交响乐团的先锋者，中国爱乐尤有体会。

　　近两年，中国爱乐收获两桩值得炫耀的喜事，也为自己的十年“创世纪”之路，做了很好的逗点。2008年5月，中国爱乐访问梵蒂冈，首次在著名的保罗六世大厅由余隆指挥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和中国乐曲《茉莉花》；2009年3月，成为英国《留声机》网站评出的“世界十大鼓舞人心乐团”(The most Inspiring)唯一一个亚洲乐团。

　　这个评选对于乐团而言，是最“鼓舞人心”的成绩，而媒体予以的关注程度却远远低于有着丰富政治意味的梵蒂冈“破冰之旅”，甚至不及今年年初爱乐与周立波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的混搭演出。

　　这是无人能逆转的大众口味。尽管有周立波的清口式讲解，或者为宋祖英、周杰伦的鸟巢音乐会伴奏，可对于多数人来说，“中国爱乐”仍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大众对它的认知和十年前并没有增加多少。

　　或许从一个现象可以侧面反映出这个速食社会的现实口味：在百度贴吧里，“交响乐团吧”的粉丝数2，第一个帖子发于2008年6月，内容是“中国爱乐乐团简介”，迄今不满一页；“中国爱乐乐团吧”开于2008年2月，尚没有粉丝，帖子不满一页。而今年的“快乐男生”“刘著吧”里，粉丝数是6445，第一个帖子发于2010年5月1日，已发帖1182页。

　　对此，爱乐的艺术总监余隆倒不担心，他很清楚，“到现在交响乐依然是小众文化，”他亦认为没必要把它描述成大众文化，越描越黑，“我只要把该服务的受众服务好就行。”他更在意的是，“中国爱乐的确受到大家的关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敬”。这个遭遇让他觉得“很遗憾”。

　　“中国爱乐这十年，一句话概括，就是‘动而得谤，名亦随之’。”爱乐副团长李南以韩愈的这句话表示自己相同的态度。

　　所有对乐团的“谤”与“名”，在十年前李南走进中南海受命组建中国爱乐时绝没有想到。那时他面对领导想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要什么？他想，如果只是要个“改革”的形式，那好办，可结果“人家定了——国内一流，亚洲前列，世界著名”。“那好，”有备而去的李南提出，“那我要：体制、换乐器、合同制、音乐季，以及各种独立的权利。”这位伴随乐团至今的副团长，十年后还记得诞生之初激情又心里没底的境况，“我们没有要更多，自己的剧院、团址，都没有。当时如果都要肯定没戏，人家说你把团做好了什么都有了。”

　　初创时，爱乐每年能得到资金约2200万元，其中政府拨款200万，中央电视台1000万、企业赞助1000万。时任广电部部长的丁关根另批给爱乐1000万元，让其更换乐器。这些条件在当时举步维艰的国内院团中委实让人眼红。

　　众所周知的“挖角”事件，是中国爱乐破坏的第一个“规矩”。从此，这个突破体制首个以聘任制组建的交响乐团，挟着主管领导的“野心”和扶持，自横空出世之日起，就和以往的机构内院团形成鲜明对比；此后，首次世界巡演、首进梵蒂冈……它的新尝试也让其成为圈子中不断“破坏规矩”的人。

　　事隔10年，李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年并不是自己和余隆去“挖人”，而是人自愿来的，单中国交响乐团主动投简历来参加考试的就有60多人，“当时国交过来的有一位已经56岁了，他为什么要来，为了每个月多一千块钱？马上就要退休了，文化部的条件多好。原因还是，原来那个团办得太糟糕了，艺术家们都心灰意懒。想到爱乐来的都是自认在国内这个行业中最好的艺术家，这些人是为艺术来的，想在有生之年再做点艺术。”

　　这个“集体跳槽”事件由此升级，为了平衡和兄弟单位及文化部的关系，爱乐的主管上级广电部领导拿着名单和李南、余隆一个一个讨论删减，最终将60多人减到30余人。尽管李南称事后中国爱乐逐步改善了与国交和其他院团的关系，但爱乐为这个急进式成长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这个十字架，爱乐一直背到现在。是我们挖人家团来的，这个代价很沉重。” 李南承认。

　　10年来，这个全新的交响乐团生猛而老辣、改革伴随着拮据、个性张扬又短处不断、在争议中它不断地以加速度向前冲，莽撞，也充满生命力。

　　很难说，中国爱乐的十年历程是一个院团改革的缩影，它太特殊。首先李南、余隆等人的鲜明个性、军事化管理带给中国爱乐特别的成长环境；而其良好的社会关系也给了乐团优于其他团的演出机会，这些尤其在21世纪之初国内多数交响乐团尚在初级发展阶段的时候颇为有效。

　　而10年长成之后，爱乐该往何处去？余隆他们也尚没有答案。这10年中，越来越多的地方乐团纷纷成立，他们效仿爱乐的成功经验在获得政府大力支持之后，大马力紧追，不仅如此，爱乐面临的是十年没涨的每年2000余万财政拨款和不定的社会赞助，又逢团内新老交替，“如果说当年，别人拿着大刀的时候而我们拿的是步枪，10年后，别人已经换上了冲锋枪，我们还是拿的步枪。我们现在的压力很大。”余隆直言他的忧心。

　　伴随着“谤”与“名”，面对速食而浮躁的文化市场，及体制束缚与前行压力，《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爱乐十周年庆典演出期间，专访了艺术总监余隆和副团长李南。相比5年前《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他时，余隆有了不少变化，少了骄妄变得更有耐心，更愿意倾诉也更爱讲道理，但和李南一样，他们都还无暇倾听，这是低头赶路者的特质。对于这个在中国交响乐团乃至所有文化团体中最敢于“闹腾”的团队，余隆唯一能确定的是，中国爱乐的出路，只能也必须不断去“做”，去做到“最好”。而李南则表示，“如果爱乐的经费没有增加，能维持就不错。谈不上去做‘更好’的想法”。

　　“一个机构不可能没有敌人”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爱乐十周年庆典的报道还不如和周立波合作的报道多。

　　余隆：当然，现在是个娱乐世界，娱乐人物的报道一定比爱乐多。关于我的报道非常少，我拒绝报道，拒绝写东西。原因第一，我认为爱乐是团队行为，我个人完成不了；第二，该认识我的人就认识，不该认识的就不认识。我唯独说过一次就是希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

　　人透明灿烂一点比什么都好。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能更透明一点，说说这次爱乐庆典音乐会在开演前十天，为什么要临时改曲目？首场原来全是柴可夫斯基，改成了陈其钢的《二黄》；最后一场原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改成了一个大联欢。有乐迷认为改曲目是因为央视有转播，要迎合更多的电视观众？

　　余隆：完全不是。就是艺术的原因，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跟转播一点关系没有。第四场音乐会的指挥只能安排在21日演出，到25日最后一场只有3天的排练时间，原定的贝多芬第九从我个人的角度不够我要求的排练时间；至于第一套节目的更改，因为郎朗来，我们商量，爱乐十年应该有对中国原创新作品的推动，刚好陈其钢刚刚有新作在国外首演，我们希望在中国给大家看。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不给买了票的乐迷做一个解释？

　　余隆：没什么好解释的。改曲目是每个乐团有的权利，全世界的节目单上都会写上“以当天曲目为准”。

　　我们这十年改曲目的情况非常多，为什么以前我改没有人说呢？我不是一个阴谋论者，一个机构不可能没有enemy(敌人)，这里至少有人有意识地制造一些舆论。

　　但是像英国《留声机》上对我们的报道我们是买(造)不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留声机”的评选，是中国爱乐很大的荣誉。中文媒体都报道的是：“中国爱乐乐团被素有‘全球古典音乐第一刊’之誉的英国《留声机》杂志评为‘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乐团’之一，”爱乐的官方网站也刊登了这条消息。可事实上，2009年3月底他们评选的是“The most Inspiring ” (十大“最鼓舞人心”) 乐团，而且评选单位也不是《留声机》杂志，而是网站。这里的出入，你们发现了吗？是中文媒体的翻译错误爱乐也就将错就错了？

　　余隆：是翻译错了。其实我们对外的说是“鼓舞人心”，我们写给中央的报告就是说“鼓舞人心”的。但话说回来，这个词很难翻，我也问过英国人，说也可以是“影响力”。“鼓舞人心”也不准确。

　　它是网站评的，我也不认为我们是“将错就错”。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中国爱乐现在和世界超一流的乐团比较，差距在哪里？

　　余隆：时间上的差距，还有机制上的，包括整个人文环境和观众的差距。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输给西方普通的A级的乐团。

　　“我只是照我觉得对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爱乐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年初在中山音乐堂跟周立波的合作。你同时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为什么选择周立波跟中国爱乐在北京演出，而不是跟上交在更熟悉他的上海？

　　余隆：这个你要问上海。周立波也是有苦说不出。他是比较敏感的人物，大家比较关注他，他也是个充满智慧的人物。上海对于交响乐与喜剧演员合作这种新的形式会比较保守，北京的文化环境比较宽容，立波也很想尝试，当作一种普及的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余隆和爱乐不断在尝试新的方式是值得赞赏，但周立波毕竟不熟悉这个领域，和他合作是不是最好的？你在事后有没有考虑过。

　　余隆：立波这场音乐会做下来，我被骂得够呛。我觉得这件事情被夸大了。有人说和周立波合作是把交响乐拉下神坛，我无所谓，也没有什么神坛，我说不是我把交响乐拉下来而是你们缺少幽默感。交响乐与喜剧演员合作在全世界经常作为一种形式存在。比如纽约爱乐，维也纳爱乐。这种大多不算在音乐季里，都是半教育式的、普及式的。

　　我也是征得团员同意了，我才做的。

　　人之间互相能有真诚的欣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宽容最重要。现在的人都太在意自己的得失。他是赚到了。可现在爱乐跟这么多的艺术家合作，我们也和流行乐合作，给费翔、刘欢伴奏。我们是完全开放式的。如果是非常谨小慎微，拘泥于自己的一城一池的得失的话，爱乐没有今天。

　　中国新闻周刊：不论是做轻歌剧《风流寡妇》，还是跟周立波合作，你是想向大家证明古典音乐不一定非常严肃吗？

　　余隆：我没那么伟大，千万别把我说得伟大了。我只是按照我觉得对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没有那么多的深刻含义，我也没想告诉大家交响乐应该怎么欣赏。也不想说我的做法在给市场上找新的路子。

　　和周立波合作没有任何目的。要普及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也不是所有的人我都愿意合作。我觉得艺术来源于个性，当艺术失去个性，就没有了价值。我们喜欢有个性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做过很多同行从没做过的尝试，但是一直排斥网络合作，也不上网。而这也是交响乐界普遍的问题，传播手段和观念没有“与时俱进”。

　　余隆：我已经做了。今年11月份你就能看到，我在广州做的音乐会会进行网络直播。但是网络采访我从来不去，因为网络可以不负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你前面说到宽容，爱乐有什么需要被宽容的吗？

　　余隆：你是说大剧院(的宽容)？是他合同的方式不合理。他请国外的团来演出是付钱的，但是国内的不付。这不公平，这是扰乱市场的行为。从市场来说中国大剧院这么做是一个纯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行为的霸王。我是讲原则的，我敢于讲真话。其他乐团是赔钱演出，那些乐团愿意这么做是他们沽名钓誉。

　　因为陈佐湟(注：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国交前音乐总监)的原因，有两样东西如今体现在国家大剧院身上。一个是夜郎自大，他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剧院；还有一个就是井底之蛙。陈佐湟在《音乐周报》上说中国乐团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不可能的。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能说别人也做不到。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有没有协商过？

　　余隆：有。人家根本不在乎。

　　爱乐已不那么超前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爱乐的世界巡演也是中国的交响乐团历史第一次，当时是怎么成行的？

　　余隆：哥伦比亚公司从2003年开始代理我们。资金方面主办方来承担，到国外有当地的机构接洽，路费是我们自己解决。我们到国外让外国人看到今天中国音乐家的面貌，西方有很多对中国的误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爱乐自成立起一直强调职业精神，有完整的演出季是乐团职业化的前提吗？

　　余隆：演出季是一个乐团正常的工作行为。在国外没有演出季的乐团都叫业余乐团，但中国大陆不能这么说，像爱乐这样有完整演出季的没几个。乐团的职业性包括很多方面：像演出状态、演出行为、与它合作的艺术家，以及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曲库里选曲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既当艺术总监为爱乐找演出机会和融资，又要当指挥抓业务，这十年你给爱乐带来了什么？

　　余隆：给爱乐带来欢乐，大家在一起演出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爱乐给你带来什么？

　　余隆：也是欢乐。我觉得没有什么工作有我和爱乐这样让我铭心刻骨。爱乐对我来说是一个亲人，是家庭，可以有不愉快、吵架，但是大家的归属感很强。爱乐给艺术总监的工资是全国乐团里最低的，但大家呼吸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欢乐悲伤在一起。

　　中国新闻周刊：十周年之后，现在好团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也更有钱，面对新的业界环境，爱乐将会怎么走？

　　余隆：这是新课题。我有了比较完整的想法，但我想跟一起走过来的朋友沟通。

　　我觉得应该更上一层楼，包括人员，机制，意识，市场，都应该重新思考、重新打造，但是必须和前面有连续性。

　　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爱乐初创时薪水最高，李南说，现在在全国乐团里只能排第五、六位。你觉得如今爱乐乐手的水平和位置与他们的薪水相符吗？

　　余隆：不相符。我们十年没有涨工资，没有发奖金。爱乐现在收入完全是乐团里中档的水平。在现在这样社会情况下，还能靠精神坚持很难做到，但爱乐必须做到。

　　中国新闻周刊：爱乐这十年的演出都是请的哥伦比亚经纪公司旗下的明星，以后这些资源用完了怎么办？

　　余隆：当你学会了游泳、学会一种技能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忘。我觉得能保持一种传统、一个性格最重要。人被磨灭掉了性格，人就废掉了；一个机构的性格被磨灭掉，就是一个废的机构。

　　中国新闻周刊：性格是你现在对爱乐最自信的地方？

　　余隆：个性是个太重要的东西，爱乐是有性格的，爱乐为什么还是喜欢的人居多，就是因为爱乐有个性。

　　乐团一定需要个性的人，但乐团里必须共性大于个性。这是每个乐团都应该做的事情。爱乐是大熔炉，把每个人的个性磨成爱乐精神。

　　十年对一个乐团来说，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乐团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历练和锻造。乐团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而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又碰到新老交替，是否能传承和继承原来的传统很重要。大量的70、80后年轻人进入乐团之后，还能保持声音的质量和传统的延续，是因为爱乐的一种精神还能影响到新人中去。但在传承中我们是非常当心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也是爱乐能和别的乐团不同的原因？

　　余隆：跟我的个性有关。

　　爱乐总是领风气之先，全球巡演到梵蒂冈，与我们合作的都是世界顶级的歌唱家。中国这10年来的交响乐音乐史有百分之五十是爱乐做出的，另外一半分到全国所有其他的乐团。我们团的精神是其他团比不了的。

　　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走在前面的乐团，今天，我们在乐器、资金、人才等各个方面的条件上，已经不是那么超前了。在乐团和名声和质量不完全成正比的情况下，如何维系这个乐团继续成长，需要更多的辅助工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

　　(吴丹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