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23岁的英国传教士李立德爬上庐山，买地、修路、建别墅。他成立了一家公司，将买下来的土地规划好分块出售，并在江西南昌、湖北武汉做广告，完全用市场化手段来推广这个被他命名为“牯岭(COOLING)”的山顶小镇。100年后，江西庐山的牯岭镇不仅为中国的旅游地产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标本，而且随着小镇的发展，牯岭常住居民至今达到了1.5万人，于此安居乐业者在百年传承中形成了高山小镇独特的人文景观。

　　在某种意义上，牯岭镇的居民生态是庐山世界文化遗产中极鲜活的一部分，与这片土地发生有机联系的当下居民可以使其延续成为当下“活的历史”。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高山小镇很快就要被有组织地撤离庐山了。近日，庐山管理局宣布，从明年开始，庐山上的居民将被逐步迁离这个他们生活了100多年的名山小城，迁往山下的庐山新城。庐山管理局表示，费尽如此周折将山顶上的一万多人迁到山脚下生活，是为了减轻庐山的生态负担。

　　尽管笔者并不认为将牯岭居民迁出庐山景区是一个明智之举，但对庐山管理局的生态环境意识深表敬意。今天，几乎所有旅游景区，哪怕是完全人工化的休闲娱乐场所，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然而对生态环境带来摧毁性灾难的最大力量并非来源于栖息于其间的居民，而是来源于人们对生态资源的过度商业化开发，以及这种商业化准则对人们消费观念的误导。

　　国外研究者称旅游行为是“生活在别处”，其意义就在于，旅游者能在异地放下日常伦理的包袱，享受异地的短暂刺激与快感。而我称旅游者为“临时居民”，他们流动式地居住在每个旅游目的地，却无须承担常住居民的责任，包括生态环境责任。这样，当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临时居民”超过一定流通量时，环境压力便会骤增。

　　在旅游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下，要解决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将旅游区的常住居民赶到城市商品房中去，而是构建一种能够实现让常住居民和临时居民展开和谐对话、共同维护生态环境的价值和制度体系，建设这个体系的前提则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包容。在这个前提下，不仅旅游区常住居民的数量和行为要得到控制和规范，临时居民同样如此。

　　虽然景区开发与当地居民存在着许多无法轻易解开的利益纠结，但是一味地移民出景区，极有可能导致一种商业近视行为。随着观光游时代的日渐远去，人们渐渐转向人类学意义上的体验休闲游，完全商品意义上的旅游景区并不总是受到欢迎，而自然地镶嵌了人文风情的半商品化旅游景区将会越来越得到青睐。

　　在许多情况下，景区开发与当地居民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生存定律。如果没有庐山牯岭镇的一万多常住居民生活在山顶上，庐山就成了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品，牯岭镇则会变成旅游消费者聚集的商业社会。笔者不理解的是，那些从大城市不远万里跋涉到这个高海拔山区小镇的旅游者，穿过了一条精心打造的商业街，却没有充分领略到小镇的文化生态，不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吗？

　　曾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