瘗藏圣物

　　南京供奉佛舍利历史悠久,也是中国历史上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

　　释迦牟尼佛茶毗后,其真身舍利被摩揭陀国、释迦族等八国建塔供养。阿育王即位(前273年—前232年)后,重新分佛舍利供奉,使其流传东南亚及中国。南京供奉佛舍利历史悠久,也是中国历史上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

　　中国佛塔之祖是洛阳白马寺塔,建于东汉,而中国之有佛舍利塔——阿育王塔,始于三国吴时建康。孙权建造建初寺并阿育王塔,供奉康僧会请得的舍利,开始了南京先后十次瘗藏圣物的历程。

　　东晋孝武帝宁康(373-375)中,僧人慧达(刘萨河)至京师建康,在长干塔下挖掘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铁函,函中又有银函。银函裹金函,金函裹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发。发神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据《南朝佛寺志》卷上记载,慧达“复于其地建寺,造三级塔,遂称其寺为长干寺。梁时大加兴建,号为阿育王寺”。

　　刘宋元徽三年(475年),僧人法献西游于阗,在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一带得到了佛牙舍利一枚,秘不示人达15年之久。临终前,才将佛牙献出,藏于南京上定林寺的佛牙阁里,广受四方佛徒朝拜。历经隋唐和五代,这颗佛牙被辗转传到北方的燕都(今北京)。辽咸雍七年(1071),佛牙被安放在北京西山灵光寺的招仙塔内,深藏在塔基之下。1900年,“八国联军”的炮火将招仙塔轰毁,邻近的灵光寺僧人在整理宝塔瓦砾时,在塔基下发现佛牙。此后,佛牙便一直供养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佛牙舍利塔里。

　　隋仁寿元年(601年),栖霞寺建舍利塔。《帝京景物略》记载:“隋文帝遇阿罗汉授舍利一囊,与法师昙迁数之,奠定多少,乃以七宝函致雍、歧等三十州,州建一塔”。《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记载:“相传文帝遇异尼,得舍利数百颗,分八十三州,各树塔,蒋州其一也”。原塔早已塌毁废弃, 五代南唐时高越、林仁又重新修建,现存塔应是南唐所建的。虽未发掘,塔中应藏有舍利。

　　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润州刺史李德裕将隋唐时期荒废已久的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打开,从中发现了21枚佛祖真身舍利。李德裕将其中的11枚舍利迁往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在北固山甘露寺建塔供奉,另外的10枚则被留在了原地。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玄奘大师顶骨被迎到南京。玄奘是我国著名高僧和佛典翻译家,被尊称为玄奘大师、唐三藏。唐麟德元年(664 年),玄奘大师圆寂,曾先后葬在陕西玉华宫、樊川兴教寺。唐末兴教寺三藏舍利塔被毁,一僧人将玄奘顶骨带到终南山紫阁寺建塔供奉,并刻下碑文说明原委。北宋末年,天禧寺住持可政大师在紫阁寺发现了玄奘顶骨、金钵以及一些衣物,将顶骨与石碑背回南京,于天禧寺密藏供奉。明朝时,玄奘顶骨先后迁葬三藏塔和大报恩寺。太平天国时大报恩寺毁于战火,所幸顶骨藏于地宫之中,未遭破坏。1942年,侵华日军在三藏塔遗址上建造“稻垣神社”时,挖出一石函,内有玄奘遗骨及佛像铜匣等,石函上的文字记载了玄奘遗骨辗转来宁的经过。经汪精卫政府交涉,玄奘顶骨被分成六份,分置在日本、广东、天津、成都、北京及南京。位于广东与北京的顶骨,已在“文革”中遗失。南京的那份1973年被移供于灵谷寺。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北印度乌填曩国高僧施护,将所携佛祖顶骨舍利奉献金陵长干寺。真宗时,可政大师奏报长干里一带佛舍利经常显灵,朝廷调查属实,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重修长干寺和塔。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根据他的新年号,将长干寺改称为天禧寺。南宋《景定建康志》“天禧寺”条说:“天禧寺者,乃长干道场葬释迦真身舍利,祥符中建真身舍利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2008年南京发掘大报恩寺遗址,发现大报恩寺是在宋长干寺地宫上重建的,并出土了石函等物。石函北壁上刻有《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舍利石函记》,碑文记载“长干寺葬佛顶骨舍利”。考古发现,石函内置铁函,铁函内安放七宝阿育王塔,塔内有二套盛放舍利的容器,一套鎏金银椁;另外一套为方形银函,椁、函内都有安置舍利的金棺,佛顶真骨安奉其中。

　　七宝阿育王塔

　　传播中心

　　南京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译经、讲经中心,而且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

　　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圣地,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

　　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金陵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以建康为中心南方佛教逐渐形成了重视与清谈玄理的交流、传播般若性空之学的特点,对全国佛教义理的弘传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孙吴时,支谦共翻译佛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这是南京有佛教经典的开始,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主导作用,其中《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为汉地净土宗思想奠定了基础。康僧会翻译了《阿难念弥陀经》等,又注了《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最早融合释、儒、道三家思想,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东晋时,道场寺云集了佛陀跋陀罗、法显、宝云等许多著名高僧,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许多经典,为大乘瑜伽学说的东传开了先河,对佛教义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法显在建康道场寺翻译了6部佛经,共100多万字。还写成了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齐名的《佛国记》,直至今日仍是研究南亚次大陆诸国古代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历史文献。尸梨蜜在建初寺主持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使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

　　南京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译经、讲经中心,而且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明代南京就刻印了三种版本的《大藏经》;《洪武南藏》收佛典 1600余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收佛典1625部,6331卷。报恩寺还刻印了报恩寺版大藏经。清末,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典的搜罗、整理、刻印,是我国第一家融经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初设于北极阁,继迁至杨仁山位于常府街的家中,后又转迁至花牌楼(今太平路)一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仁山又把在延龄巷的住宅60多间并宅基地6亩多无偿捐给刻经处。金陵刻经处建成后,杨仁山委托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在日本搜集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又重新昌明。他弘法四十余年,共刻成木版经书211种,经版4700多片,印刷佛典1155卷。组织编刻《大藏辑要》460部,3300多卷(完成了五分之四)。金陵刻经处所刻的佛经准确、清晰,深受国内外佛教界欢迎。目前,这里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每年刻印10多万册佛教经籍流通至国内寺庙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作为收藏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文物中心,还藏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经版及自刻经版13万多块(含佛教典籍1500多种)、佛像版18种和大批珍贵的古代佛教经书,许多古老的经版至今仍被用于印刷佛经。

　　1907年,杨仁山设僧学堂祇洹精舍,创办近代佛教著名的居士道场,自编《初学佛教课本》,讲习佛典,开近代佛教教育之先河。除自己主讲外,他还聘请著名的苏曼殊教授梵文和英语。1910年,他建立了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研究佛学宣讲佛法,每月讲经一次,培养了许多学者。杨仁山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巨大努力和杰出贡献,因此被誉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的高足欧阳竟无是近代中国的佛学大师。他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及佛学研究部,并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即中国佛学院),培养了不少佛学研究人才,著名学者梁启超、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陈铭枢、黄忏华、蒋维乔等都在这里学习过。金陵刻经处第三代传人吕澄先生,在研究与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亦有非凡建树,撰有《印度佛教史略》、《佛学研究法》、《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多种著作,对现代佛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杨仁山及其传人的不懈努力,使南京成为中国近现代佛教文化的策源地。

　　民国之后,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以及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使南京成为全国的佛教活动中心。

　　由此赵朴初先生曾赞叹道：“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