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请我这一顿饭，够一百个伤兵吃一顿饭，我吃不下去”

　　“我父亲的经历挺丰富的。”周坚说。

　　南昌起义时，周士第所在的起义部队到达南昌，重新编为第25师，由周士第担任师长。之后，起义部队南下，第25师在三河坝浴血奋战，激战了三天三夜，但这时主力部队在潮汕失守，第25师处在强势敌人的三面围攻之中，再打下去就有可能全师覆没，遂决定退出战斗。

　　“这时，要按照我父亲的说法，当时是开了党委会的。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等待接受中央指示，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并派我父亲去香港，党代表李硕勋去上海，向组织汇报。从南昌起义到三河坝失败，我父亲和李鹏的父亲李硕勋一块战斗了两三个月。李硕勋的牺牲挺可惜的，他到上海汇报完了去海南了，一上岸就被抓起来了，他到了海南，一开口说话就知道你是外来的人，很快就暴露了。

　　“为什么分开派去两地，我不知道。但这个细节我父亲跟我讲了：当时他不是直接向南走，而是先向北，绕着走，因为人家就在南边等着你呢。当时他把联络办法、联络暗号写在了一块手绢上，然后用它擤鼻涕、吐痰，弄得特别脏。在过好多封锁线的时候，碰上搜身，搜到这个脏手绢，脏得挺恶心，人家也不细看了。”

　　周士第辗转到达香港向李立三汇报。“在香港，沿途看到南昌失败以后逃到香港的士兵、伤员，我父亲给我讲的时候挺动感情的：很多伤兵起来给他敬礼，叫‘师长’。我父亲说，看他们这样，我却帮不了，我这叫什么师长呢？李立三请他吃饭，他不吃。他说我跟李立三说了，你请我抽的那盒‘绿炮台’，一支烟够我在大街上的两个伤病员的一顿饭，你请我这一顿饭，够一百个伤兵吃一顿饭，我吃不下去，那些人没吃没喝在香港街头流浪呢。”

　　到香港后不久，周士第就生病了，得的是疟疾，打摆子，发高烧。别看他是师长，一样没钱，在香港他住在一个老乡家，这个老乡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厨师，也没有钱，但能管他的饭，能有个地方睡。后来广东老乡拉他去南洋，他就去了南洋。“在南洋，我父亲碰到很多共产党员，甚至两广区委的一些同志。也是，革命低潮嘛，环境很危险，很多人不得不逃命。”

　　这样，他离队了，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参加了第三党。

　　第三党既不赞成共产党，也不赞成国民党，要走第三条道路。1927年11月初，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冬，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并与在海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1930年春，邓演达自海外归国，后将第三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经过一番整顿以后，第三党一度发展很快，曾建立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

　　周士第在南洋接触了第三党，回国后在上海加入了第三党——“黄埔革命同学会”，在第三党期间，周士第当过第三党的陕西省委书记、南方局的书记，还曾经谋划刺杀蒋介石。1931年春，周士第受邓演达派遣，化名周平，到杨虎城处工作。当年夏，周士第在西安被捕。宋庆龄得知蒋介石要处决第三党要犯的消息，特意从上海赶到南京设法营救，因为周士第是黄埔生一期的身份，营救会有更多波折，她两次从上海到南京交涉，终于救出了周士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