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毛泽东这时的反攻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一种激愤的情绪，却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国民党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靠证据。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时显然比毛泽东更冷静一些。在接到毛泽东1月15日的电报后，周恩来和刘少奇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指出：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的斗争以后，两党还继续维持抗日合作的关系。建议要向最坏的方向作准备，但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刘少奇则指出，就全国局面，国民党尚未投降，仍在继续抗战，对中国共产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华中地区，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期间，敌伪匪趁机向我进攻，破坏我根据地，我部队需要休整，根据地需要巩固，韩德勤所在地区均系水网地带，易守难攻。因此，他建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之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不料，1月17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举措，再度使毛泽东坚信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有备而发，是准备大破裂的信号。在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讲：“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何应钦、白崇禧齐皓电是对全国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朱、彭佳电仍不能转变其态度，“就证明了(其)决心反共”。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称：“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中央书记处并再度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

　　在如何解决皖南事变的问题上，苏联和共产国际不赞成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所设想的对抗措施。他们要求中共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对蒋介石作某些必要的让步，以避免因国共破裂而影响蒋介石抗日。毛泽东虽然非常不满共产国际的态度，但是军事上要组织反攻，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军事实力了。中共在军事上，尤其是在装备和武器弹药方面，困难极大，与国民党军完全不能相比。毛泽东为此曾特别询问过指挥华北军事的彭德怀：“三个月内华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较坚固之碉堡否？”因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彭的答复显然不能令他满意。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改变了拟议中的政治上、军事上反攻并举的方针，而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

　　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人，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作了原则指示，明确提出：“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及中共发言人谈话，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去，打到甘川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1月2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中指出：“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不发表反蒋言论。”

　　为了动员全国一切爱国军民起来反对蒋介石内战的反共活动。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全面、系统、深刻地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提出了取消1月17日发布的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释放叶挺，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等12项要求。中共中央的上述条件，明显地是政治反攻的一种手段，并不真的期待国民党会接受它。因为，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为以此“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