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建的特殊家信：周总理得知“内人党”冤案(2)

　　“黑色的线”

　　周恩来的小侄女周秉建并不晓得草原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决定去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

　　1968年8月6日下午，周秉建来到西花厅，跟伯父和七妈邓颖超(周恩来在家族中排行老七)告别。此时周秉建初中刚刚毕业，文革风浪中，总理的亲属也不能幸免。周秉建的父亲，也是周恩来的小弟弟周恩寿不久前以莫须有罪名蒙冤入狱。

　　“当时家里是两个极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总理，但父亲却受迫害被抓捕入狱，我想我更应该好好地表现自己，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当时就是这么朴素的革命动机。”周秉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周秉建的决定事先并未与长辈商量，来得有些突然，但仍然得到伯父和七妈邓颖超的肯定和赞许。他们特地为小侄女加菜饯行。

　　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牧民们热情地欢迎了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们。“到达旗里的时候，我们很兴奋。旗里有组织地来迎接，武装民兵们骑着马背着枪高举着红旗，很威武。镇里大概有100多个漂亮的蒙古包排成正方形，都插着国旗，很是威严。”后来周秉建和知青们才知道，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在旗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全旗的“挖肃”现场会，这100多个蒙古包就是为会议准备的。这是周秉建第一次听见“挖肃”这个完全陌生的词儿。

　　周秉建感受到了与北京不一样的气氛。在一次大队开会学习的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告诉他们，大队共23户人家，只有三户是红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线人物。“我那时不知道‘黑线’为何物，到了牧民家里，还在找黑色的线。”周秉建回忆。

　　有时候大队领导会带着知青们去牧民家里进行形势教育，在坐下来等喝茶时，领导悄悄告诉他们：这户人家在外蒙有亲戚，他们要等外蒙古打进来时，就会进行内应，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但当时就觉得这个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思想。这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也都写在给伯父的信里了。”

　　结果，这些无意中透露出的信息，引起了周恩来的特别关注。周秉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伯父就从信中知道内蒙的‘挖肃’问题已经牵涉到了最基层的牧民身上，也意识到有人在向他封锁消息。”

　　内蒙古之殇

　　彼时的内蒙古其实已经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当时挖掘“内人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对嫌疑人实施车轮战，导致一个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几百个嫌疑人来。当时有某领导建议，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被定为“内人党”。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拉苏荣所在的乌兰牧骑(当年活跃在内蒙大草原上的一支红色文艺宣传队)“挖肃”进行得极为彻底。“整个乌兰牧骑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就有三个老同志被定为‘黑线人物’，昨天还在一起演出，第二天就变成‘阶级敌人’了。”拉苏荣回忆，“我的马头琴老师叫色拉西，他是个大胡子，银白的胡子。造反派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揪，因为他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了，结果就被斗死了，他是我们蒙古族历史上很有名望的音乐人。”

　　拉苏荣的蒙古长调专业老师昭那斯图也难逃此劫。拉苏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有个作曲家叫通福，也就是创作《敖包相会》的作曲家，造反派抄他家的时候发现一个黄绸缎，上面签了很多人的名字，那实际上是通福老师结婚时的签名簿，结果被造反派认作‘新内人党’的联络名单。那上面就有昭那斯图老师的名字。”昭那斯图因此被关进了学校的黑屋，受到造反派的拷打审讯。

　　拉苏荣的父亲不久也遭遇不测。拉苏荣的父亲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布经传教，精通蒙、藏、汉和印度四种语言，后取得佛教“格西”(学者)地位。因为常常去庙里讲经，并接到国外僧人的来往信件，这成为拉苏荣父亲获罪的理由。他被诬为里通国外的特务分子，被割去舌头，之后被扔入黄河。事隔四十余年，拉苏荣回忆起父亲的死，仍然语不成句。

　　与拉苏荣当时处在内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远在边境牧区，但这里也不平静。与周秉建同为北京知青，现任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党委书记的何公起回忆，有一天，自己和其他知青正在大队部开会，突然传来消息，说民兵连长马斯愣有“内人党”嫌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大家发现马斯愣不见了。大家一致认为他叛逃了，结果找遍了边境线，连个脚印都没有。“后来在离大队部很近的一条沟里，都是些小矮树，最多一人高，马斯愣就在那么矮的一个树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虽然紧靠边境，但在周秉建的记忆里，下乡那么多年，即使在“内人党”案风声最紧的时候，她所在的大队也没有一个人逃往境外。

　　在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里，人们仍然信守着对国家的忠诚。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没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向南千里赶到北京。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则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