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代课教师问题浮出水面 学者建议构建多元制度(2)

　　就全面清退将面临“大量空缺的岗位谁来填补”的问题，有分析提出，近两三年不顺畅的清退进度，提示行政部门必须重新考虑一个合理稳妥的解决方案。有过大量田野调查经历的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认为，现有的政策过多考虑教师质量标准和教师专业化发展规范，较少考虑代课教师的生存、生活史和生命体验，由此导致这个自上而下的政策不完全符合农村教育发展实际，客观上对农村教师的人生信仰也是一种伤害。

　　“在2000年国家宣布已经基本‘普九’时，贵州86个县市区只有32个勉强达到，且每个县都为此举债超过3000万元。”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龙长启希望决策者正视这样的教育现实：县级政府在体制改革中的权力和责任严重不对称，财权、管理权上交，只有责任下移，唯一的现实选择就是聘用低成本的代课教师。从2000年到2008年间，全省为了基本“普九”聘用代课教师一度达到4.1万人。对于清退代课教师，县级政府只有压力没有动力。

　　劳凯声认为，城乡基础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必然导致一些地区缺乏师资。代课教师就是一种补充师资的渠道，如果堵死这个辅助渠道又不能使主渠道畅通，政府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农村缺师资的问题，那么，一味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政策。“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果代课教师不能在短期内成为历史，那么就要明确规定这部分人如何享有社会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倾向于比较人性化的解决路径——让大部分在岗的代课教师能转就转，有些考过了没有合格，可以再给他机会进修，然后再考。朱永新不赞成一些地方限制年龄，“比如限制到45岁，就把很多代教时间比较长的那部分人给卡死了。”

　　劳凯声特别指出，《劳动法》规定调整的对象是劳动用工人员，而不适用学校的教师。尽管如此，具有临时性质的代课教师，在流动性比较强的情况下，可以借鉴《劳动法》的劳动用工当中的社会保障条款，比如你在这个学校执教一天就上一天的保险，到下一个单位再累计给你上保险。现在的政策可以给农民工这样做，而给代课教师做不到是没道理的。

　　构建多元的教师制度

　　袁桂林2009年在台湾调研时发现，当地现行的代课教师政策已有20年历史，其中有“就地合法”教师，即只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学校代课有效，好比大陆实行过的地方粮票；还有“专家型”教师，即传授某项技能、手艺，许多来自原住民，且不具有教师资格。在计酬方式上，有以天计的、以月计的，还有以小时计的，相当于大陆用工制度中的钟点工。他对此感受最深的是，多种类型的代课教师长期存在，不可能用完全刚性的政策加以约束。

　　“应该以多元化的思路，来构建我们的教师制度。”袁桂林认为，在聘用关系上，要有公办的、民办的和代课的；在任期上，要有长期的、短期的；在类型上，要有学科型的、经验型的。“既然我们的孩子需要多元化的发展，就需要国家构建多元化的教师体系。”

　　近两年，到农村的特岗教师做了一段又离开的很多。对此，黑龙江推出一个政策：凡是在农村学校顶岗实习被认定优秀的大学生，给予他们优先到农村锻炼的机会，因为他们了解农村教学的需求。浙江则采取从师范院校派老师到农村学校担任科研副校长的办法，以解决偏远地区农村教师的进修问题。

　　说到教师政策调整的空间，王晓龙建议，目前农村边远地区教师的编制标准，不宜拘泥于1:23的师生比，应该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定岗定编招录。在招录时，应该优先聘用当地有经验、懂双语的人做代课教师，他们毕竟拥有以方言或者民族语言沟通、传播地方知识、地方文化的优势，在偏远农村尽可能实现教师的本土化。

　　“建议实行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制度，给到农村工作的教师一定的经济补偿。过去我当农村教师的时候还拿过一些津贴，后来越来越少，直至被取消，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说到中西部的农村师范学校教育，储朝晖认为，仅仅实行教育部所属六所师范院校免费是不够的，农村需求的大量教师终归要靠中西部的师范院校来解决。现在一些中师已经被边缘化了，不伦不类，感到自己往哪儿走都很迷茫，往哪儿发展都没有方向，国家应该从宏观政策上重视这些师范院校的发展。

　　“在现阶段，我们不宜过于强调这个人一定要是本科学历才能当教师。”储朝晖说，教师管理体制只有公办教师这一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教师工作本身的特性决定了短期聘任一些教师的必要，比如学校需要有一定专门技艺和特长的教师，但这样的人不可能长期在学校执教，因此在现有的教师管理体制基础上，有必要建立一种常规的短期教师管理制度。文/记者周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