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质量折射培养制度矛盾 导师制被异化 (3)

　　学术草根

　　“博士是中国学术的草根。”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导沈阳教授说，“因为绝大多数的科研项目是由博士生承担，但他们的待遇非常低。”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名博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每个月只有1000元的补助，甚至很难维持正常的人际交往。”因此，除了给老板做课题以外，他还悄悄地在外做一份“没有任何学术含量的兼职”。

　　理工科院系的博士待遇要好一些，尤其是导师的横向项目比较多的时候，“导师会象征性地发点钱，”华中科技大学电机系的一名博士说，“有时候每个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

　　陈洪捷认为，博士质量最大的一个隐患在于生源本身。因为读博士的条件较艰苦，因此潜力较好的学生不一定选择读博士，而宁愿去工作或者出国。“在读的博士生中有很多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础不好，或者出身的学校不好，基础上有弱点。第二类是，不愿意做科研，只是为了到这个城市，或者跟配偶团聚，或者不喜欢原来的工作，所以选择上博士。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拿博士当跳板，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于是，很多导师也就抱怨，‘学生没兴趣，那我怎么培养？’”

　　这个问题显然与国家给博士生的待遇有直接关系。许多中国人选择去美国和西方读博士，即因为那里的待遇较好，博士生可以维持生活，可以养家。此外，中国的博士规定为三年制或者四年制，时间限制很死。而在国外学制是弹性的，三四年做不完可以再延几年。

　　“有时候，博士生正在做一项大的研究，需要时间慢慢打磨的时候，就要面临毕业、找工作。这种情况就导致博士生做选题时，压根就不去碰那些大的难题。”

　　因此，在现实中，博士希望投靠课题多、项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则希望找到听话、出活和“有后台”的学生。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与经费，以使他们完成论文并获取学位，并不在意老师是否能真正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导师则需要学生参与课题，成为自己“项目组”的“劳动力”，而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后成为怎样的人，他也并不在意。

　　对此，周光礼称，“中国大学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师生关系功利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的关系。”

　　但对于媒体一边倒的指责，沈阳则反驳称，博导变成“老板”，原因并不出在博导身上。在中国现有的教学体制中，给予年轻学者的机会太少，原本就不多的纵向课题总是会落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手中。

　　沈阳老师还透露，教育产业化之后，“作为硕士导师，每年要自己拉20万的课题，作为博导，每年要自己拉40万的课题。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学校就不会让你再带学生。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2007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发表声明，称自己由于交不起“助研经费”而放弃招收博士生。声明称，“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交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无力缴纳此钱⋯⋯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然而，更多的博导无法如此洒脱，因而不得不变成商人，工作重心也就从专心研究课题到费尽心思找项目。“尤其是当你带领着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中又还有年轻教师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更大了。作为一个团队的带头人，你不能让他们没有基本的生活费吧？所以就不得不总是想着要找项目。”沈阳说。

　　据沈阳观察，很多博导专注于拉项目之后，自己就不动手做课题了。因此，博导对学术前沿的把握程度急剧下降，更谈不上有足够能力指导博士生。

　　就在周光礼的报告发表后六天，他所在的高校——华中科技大学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学时的研究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很少上课，完全是为了“混文凭”而来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华中科大内部相关人士了解到，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奥运冠军杨威和高之外，还有很多在职博士，他们的身份大致有两种：一是在职的青年教师，博士文凭意味着评职称的必要条件；二是官员，博士文凭则意味着“镀金”。 本刊记者/王婧 刘炎迅(发自武汉、北京)(实习生熊一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