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科学知识供给不足致公众科学素养偏低

　　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日前发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了3.27%。虽然与之前相比已有显著提升，但这一数据大致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联想起这两年一些所谓“大师”、“神医”招摇撞骗频频得手的事例，国人科学素养的实际状况令人担忧。请问，经济发展了，公众科学素养为何依然偏低？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全社会的科学素养？

　　——浙江仙居 曾新玉

　　答：科学素养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需要具备的基本科学素养，主要包括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通俗来讲，科学素养的高低就是看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理解科学思想的深浅、运用科学方法的生熟、拥有科学精神的浓淡、解决问题能力的大小，综合表现为学习科学的欲望、尊重科学的态度、探索科学的行为和创新科学的成效。

　　关于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偏低的讨论由来已久，原因何在亦有不少探讨。除了社会浮躁的时代背景外，人们普遍认为，全社会的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是一个主因。同时，传统科普渠道，特别是科技馆、博物馆、科普书籍和杂志等，未能有效发挥功能，缺乏“娱乐性”和吸引力，也被认为是原因之一。此外，缺乏顺应时代需求的专业科普人才以及科研人员对科学传播的态度不积极，亦是重要因素。

　　应该说，这些观点有其一定道理，但尚未说到点子上。或许，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一社会现象，会带来不同的启发。在宏观层面上，围绕着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总目标，大致存在一个基础运行结构：科学知识经过特殊转化，进入公共视野，再通过一些措施被公众有效接受。在此环节中，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按照供需原则在一定的条件下达到某种均衡，这种均衡结果直接决定了特定时期公民科学素养的水平。

　　由此可见，公民科学素养的高低问题可以分解为，作为“消费者”的公众与作为“商品”的科学知识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供需平衡。按照经济学原理，当市场供给较少的时候，该种商品的价格就会提高，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就会减少，从而导致供需平衡处于低点。这一原理应用到科学知识这一特殊商品上，就呈现出公民科学素养低的宏观景象。基于这一观察，造成科学素养偏低的原因可判断为：经过普及化的科学知识供给严重短缺，同时有能力消费(吸收)知识的群体数量不足。其中，前者是主要原因。

　　需要澄清的是，构成公众科学素养的要素中所涉及到的科学是一种经过转化的科学知识，而不是纯粹的学术形态。正是这一点，直接制约了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换言之，市场中公众所需要的科学知识是经过转换与加工过的“速溶”科学，转化的深度决定了公众接收的难易程度，这就是科学素养获得的门槛问题。前一段时期接连曝光的张悟本、李一等“神医”、“养生大师”，他们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既反映了公众对于养生知识的需求非常旺盛，也表明这些江湖术士深谙知识转化的重要性，通过降低门槛扩大潜在的需求群体。

　　众所周知，科学知识的转化是一项技术性与艺术性要求都很高的工作。一方面要求在转化过程中内容不失真，保持最大限度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又要求语言流畅、易于理解。随着转化程度的加深，这项工作的难度与成本都在快速增加，这是经过深层转化的科学知识供给严重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促成科学知识从学术形态向市场形态的转化过程中，经历了从传统科学普及到现代科学传播的变化。所谓传统科学普及阶段，主要采取从上到下的单向灌输模式，基本不考虑市场需要和受众心理偏好，这种转化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科学传播阶段，充分考虑双向互动，并注重公众知识水平的主动提高，从而帮助降低知识吸收的准入门槛。

　　经济发展了，但是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从事科技知识转化的个人与机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是造成供给不足的直接原因。其次，制度性约束直接制约了从事科学知识转化群体的热情，在科技界从事科普工作通常被视为缺乏创新能力的表现。这一社会性歧视，加剧了从业者的退出效应。第三，科学知识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供给，国家必须更积极主动地承担部分转化工作。目前，我国财政预算中用于科普经费的比例偏低，且这些名义上的经费有时还会被挪作他用。就此而言，为弥补供给缺口，抵制歪理邪说的“替代”，有必要确保对于科普事业的财政支出和支持。(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 李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