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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7年以来，民办教育界普遍自喻“已经遭受到了5次大规模的冲击”

　　本刊记者/杨中旭

　　“民办教育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柴纯青开门见山。

　　这一天，是2009年5月15日，“如何振兴中国民办教育”研讨会正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交流大厦三楼会议室举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社会征求意见以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已经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专题研讨会办到了第六场。

　　与会的民办教育界代表、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政协委员凡数十人，没有人在发言中对民办教育的现状满意、对未来的前景乐观。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董事长马自雄的发言很富冲击性：“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7年以来，民办教育已经遭受到了5次大规模的冲击。最近的这一次，也许会有一大半民办学校阵亡。”

　　第一次冲击：《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时光倒流到2004年3月18日下午，新华社刚刚全文公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其中第六条规定：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不得影响公办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并应当经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公办学校相分离的校园和基本教育教学设施，实行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

　　敏感的马自雄立即去找学校的财务主管：公办学校有没有非国有划拨资产？有没有非国有划拨经费？财务主管回答得很干脆：都没有。

　　马自雄的心一沉，他知道，一场来势汹汹的游戏已经开始上演。

　　各地的(公办)“名校办民校”行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顶着北京四中、人大附小等品牌资源，雄厚的师资依托，政府在用地、校舍、设备方面的强力扶持，使这场“假民办”与“真民办”争夺生源大战的结果，是前者的步步紧逼，后者的节节败退。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的学校，在那个时期关闭了7所；而北京汇才中学董事长侯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办学校每天都在死亡。

　　业界愤愤不平，意见提了一箩筐，但没有人能撼动垄断了行政权力的教育主管部门。“假民办”一边享受着国家投资的土地、设备、师资等好处，一边享受相应的税费减免，同时又得到了高收费的回报。“这让我们哭笑不得，名校办民校，原本就是用了纳税人的钱，那么，你就不该二次收费啊。可你看看，一个利益集团却要把两头的好处都攥在自己手里”。信力建说。

　　在出席著名教育家、全国人大常委、苏州市原副市长朱永新举办的一次教育论坛时，看到民办学校在校生节节攀升的数据，马自雄忍不住发言，提醒与会代表注意“节节攀升的背后”，“那就是洗牌，假民办的数量上来了，真民办下去了，更多的真民办，只好转向了幼儿园教育。”5月18日一早，马自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第二次冲击：民办非企业法人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都成了民办非企业法人，不伦不类，不事不企，成为另类”。5月15日，马自雄在发言中说(“民办非企业法人”概念源自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第251号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编者注)。

　　于是，民办非企业法人的称谓，从11年前开始散见在民政、工商、教育的多个法律法规当中。按照柴纯青的解释——从纯粹的学理上来说，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发达国家的出资方通常都不求回报。而企业恰好是以利润为取向，与学理背道而驰，于是乎就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问题是，中国法律体系内的法人一共只有4种：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民办非企业法人不属于上述4种中的任何一种。

　　“有些政府部门怎么对待我们呢？单独列一个标准，公务员们也不知道怎么管。仿照机关、事业、社团法人管理呢，好像都说不大通，最后还是当成企业对待，民办学校的负担自然就加重了。”马自雄在发言中说。

　　还不仅仅是负担加重那么简单。既然不是企业法人，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合理回报”又从何而来？在当天的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教育界权威学者杨东平表示，7年前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之时，重点放在了“促进”上，模糊词汇却出现在了法律之中——它允许“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与会者的共识是，社会早已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民办学校，“民办非企业法人”的定位，让“合理回报”变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第三次冲击：民办教师的二等公民地位

　　2008年初，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湖南省2008年一号文件，明确湖南全境民办教师一律以事业单位标准办社保，引起民办教育界的一片欢呼，信力建在博客里就对此大加激赏。

　　不仅是湖南一家，浙江宁波、嘉兴、安徽宣城也已依样画葫芦，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上海市即将召开的民办教育工作会议上，也将对此予以明确。只是，在5月15日的研讨会上，民办教育界代表所能讴歌的典型，翻来覆去还是这几个，主办方甚至将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沈剑光和宣城市教育局局长杨邦孝请到了现场介绍经验。

　　更多的民办教师，还处在“二等公民”的地位。春节前，在北京市某民办中学工作了11年的教师王君梅(化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第一个月的退休金，只有区区1300元。她曾经在北京市东城区一所公办小学工作过20余年，把自己的经历告知社保部门，追回公办学校龄，退休金在3个月后变成了1680元。但她再看看原来公办学校与她同龄的老同事，退休金都能拿到3200元左右，整整是她的两倍。

　　2007年9月，江苏省出台文件，该省民办教师一律以企业标准办社保。让马自雄叫苦不迭。军心开始浮动，马自雄别无选择，咬咬牙，加大投入，在企业标准社保基础上额外给教师购买补充保险，以拉齐与事业单位社保之间的鸿沟。

　　马自雄清楚地知道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的师资状况：“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不太在乎，一是他们离退休还远，二是他们喜欢自由，不愿意回到原来的体制中去。但中年教师就不一样了，人一到40岁，肯定就要考虑退休后的问题。”

　　“我在这里呼吁，要像湖南省那样，给民办教师按照事业单位标准办理社保”。马自雄在5月15日的发言中说。次日，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明言：相对于“民办非企业法人”这个瓶颈，民办教师的“平等公民”地位更为重要，“因为教师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他翻开《民办教育促进法》，把第四章的部分规定念给记者：民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民办学校教职工在业务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计算、表彰奖励、社会活动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公办学校教职工同等权利。

　　“法律写得非常好，可惜只是观赏法。”马自雄说。

　　“《民办学校管理条例》也必须修改了”，与会代表、宁波市教育局民办教育处处长严新乔说，“否则教师身份不伦不类”。

　　第四次冲击：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

　　2005年，农业税开始免征，教育费附加改为国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承担；2006年，《义务教育法》在20年后获得修订，彻底改变了“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局面。至2007年底，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免学费、书本费、补助寄宿生住宿费)惠及全国农村；至2008年9月，城市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工作也宣告完成。

　　“两免一补”的背后，自然是国家财政的投入。2007年，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从上一年度的3.01%骤增至3.31%。按照2007年24万亿的GDP计算，当年教育经费大幅增加了740亿，“其中的大部分用在了‘两免一补’上”，每年负责主编《中国教育蓝皮书》的杨东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民众欢呼的背后，一批民办教育出资人黯然出局。北京律师田坤出席了5月15日的研讨会，并介绍了他在2007年帮助一批河南省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较争取到“两免一补”的过程。在他依法介入之前，河南省教育主管部门曾经作出决定，“两免一补”只惠及公办学校。

　　“这实在是奇怪的逻辑。”田坤说，“因为河南上报给中央的在校生数量，是按照2004年的统计上报的，那个统计里面，包含了民办学校在校生。”

　　张海军作为河南省农村民办学校代表也参加了5月15日的研讨会，“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主要就是靠学费、书本费、住宿费勉强维持运转，现在国家不让收费，如果不补给我，我就只好关门了。”

　　他并不是河南省农村民办学校出资人中最悲惨的一个。他在会议上表示，他的一位朋友，当初用自己的宅基地办起的小学，最终因为“办学条件差”而未获“两免一补”，学校关门之后，已沦落到靠养两口猪维持生计的地步。

　　会场的发言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数位与会者指出，张海军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介入，并非主动为之，而是当地政府百般劝说的结果——为了完成“普九”指标。“现在政府有钱了，最近七八年间财政收入节节攀高，就开始过河拆桥了。”

　　第五次冲击：绩效工资

　　“两免一补”的阵痛尚未化解，绩效工资的冲击又接踵而至。

　　2008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同时对义务教育学校离退休人员发放生活补贴。

　　这无疑是落实《教师法》第六章第25条之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的重大举措。但在马自雄看来，却有一半以上的民办学校挺不过这一关。

　　春节前，3名骨干教师从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离职，重回公办学校的怀抱，到今年5月，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7名。军心再度不稳，马自雄只好再度追加投入。

　　他已经有过计算，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需要平均在每名教师身上追加投资1700元/月(每月实发的追加工资为1300元，乘以1.34的社保系数之后为1700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这所学校的特色办学已经形成品牌效应，每年招生都能维持六选一的标准。“我能挺过去，在民办学校里，我的流动资金还算雄厚。实在不行，我也只好提高收费，那个时候，就不是每年有两三千人报名了，不是六选一了，可能只能是三选一了。”

　　“现在想想很好笑，一二十年之前我们做民办学校之初，都是用略高的工资从公办学校挖人，加上我们这边体制灵活，不少好教师愿意过来；现在却反过来了，那边的体制还是死的，但收入却高了许多。”马自雄无奈地苦笑。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供的数据，仅以北京为例，一所民办中学在2000年的学校事业总支出为400万元，2008年总支出达到1300万元，涨幅超过300%。民办教育的门槛之高，正在逼退一个又一个民办教育出资人。北京汇才中学董事长侯昕在5月15日的会议上禁不住自嘲：“我有点害怕开会，每次开会，就会发现伙伴又少了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