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全政

　　【核心提示】

　　-升学率，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话题。当升学率被异化成教育政绩，当师生被“唯分数论”推上高考战场，当教室贴上“抓高考抓出血来”的标语，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

　　-“不再拿升学率说事”，山东率先喊出这一口号并践行之，尽管尚未根除应试教育顽疾，但彰显出政府层面教育政绩观的转变。

　　-给升学率松绑是一小步，却是教育理念进步的一大步。

　　“今年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6月25日，记者的一位县教育局长朋友在电话里高兴地说，话语里透出了一份轻松。这份轻松来自于山东省政府的一道指令：不统计、不公布升学率，不以高考上线人数排名排队和奖惩。

　　而在三年前的同一天，这位局长却是满腹愁怨地告诉记者：“我一宿都没合眼，根本睡不着。如果今年再考不好，我就该挪挪窝了。”按照惯例，6月25日是山东公布高考成绩的时间，同时省级招考部门把各市包括县市区的高考上线人数下发给各地。

　　升学率似乎是个魔棒，就这样“简单地”决定着一个官员的“命运”。记者很能体谅这位教育局长的巨大压力。一年的心血就在这一天的数字上了——今年考上了多少大学生。他的前任因为连续几年高考成绩不理想，在所在市的位次倒数，被政府“贬到”一个不重要的岗位上了。这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局长，跟县政府签了“军令状”，三年之内高考排名在全市要进到中游以上。

　　“这种压力所带来的焦虑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指标分给各个高中，让校长给我签‘军令状’”。局长无奈地说，“不管什么招，只要能多考上几个大学生就是硬道理。”

　　一纸禁令能不能管住排名的“冲动”

　　山东省政府强调，除考生本人和有关高校外，招生机构不准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考生成绩等高考信息，这一条，从源头上堵住了高考信息泄露。

　　“用了好多年‘高考第一’的大红横幅终于可以成为‘文物’了。”谈起山东省出台的不得以任何形式统计升学率的政策，山东某县一位校长幽默地说。据说，这个县有六所高中，而每年高考后，都有三四家高中在校门口打出标语：“热烈祝贺我校高考全县第一”。一个县怎么能出三四个“第一”呢？这让过路人大惑不解。而知情人自有一番解释：这所学校是本科上线总数第一，那所高中是应届生上线数第一，还有一所高中则是考上重点大学的人数排第一。每所高中都是“第一”，一时成为高考的“美谈”。

　　“这两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很多学校不炒作高考状元，不挂横幅了。”淄博市一位高中教师对记者说，高考之后他特意到几所高中走了走，“门前什么也没有，以往早挂上‘本科上线人数全市第一’之类的大红横幅了。”

　　大红横幅销声匿迹，在山东是去年的事情。2008年6月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切实加强高考信息管理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通知》，强调高考分数是考生的个人“隐私”，不得以任何形式统计、公布升学率，不得以升学率排名排队和奖惩。政令一出，大受欢迎。

　　可事实上，“管住”高考信息一纸禁令并没有遏制住某些地方和学校追求分数、排名的冲动，攀比升学率在某些“局部区域”仍然在暗中进行。2008 年7月9日，山东省招生管理工作电视会议召开。这本来是一次录取前工作例会，可会议上的一则消息却在全省引发了一次大“地震”，三市教育局和十所学校在全省被点名通报批评。

　　处罚的原因就是这些单位和学校违规处理高考信息，因为公布上线人数受到处罚，这在山东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

　　而在此之前的6月25日，山东刚刚公布高考分数线，德州二中就在学校网站发布“特大喜讯”，宣称学校2008年本科军检及艺体双过线人数“再创历史最高纪录”，并对高三“考得好”的班级及班主任进行排名排队。为升学率“买单”，德州二中也因此成为山东受到严肃处罚的“第一个”。

　　2009年6月1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又一道禁令下发到各市人民政府，重申不得以任何形式统计和公布升学人数、升学率等。除此之外，今年又强调，除考生本人和有关高校外，招生机构不准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考生成绩等高考信息，这一条，从源头上堵住了高考信息泄露。

　　连续两年，山东省政府以政令形式表明“不拿升学率说事”，其决心之坚定实属罕见。山东省教科所亓殿强研究员说，山东省政府禁止以升学率论英雄，这是政府对教育评价的一次重大转变，是一种科学的教育政绩观的体现，将为推进素质教育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亓殿强说：“山东省政府加强高考信息管理的文件虽然不长，也没有大道理，看似是简单的一纸公文，实质上却是教育政绩观和教育理念的巨大进步，其历史价值不可小觑。管住高考信息作为一项措施，尚不能从根本上破解应试教育的弊端，但‘不拿升学率说事’，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几年，就会逐步淡化升学率这一观念，教育就会逐步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轨道。”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强化高考信息管理，对高考信息保密，不发布，不统计，不排名，是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打破学校之间对高考升学率的恶性竞争，走出‘唯分数考核’教育误区的重要一步。”

　　“省政府专门发文给高中学校解套、松绑，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我们不能自己还往套子里钻呀。”高中校长们都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一些老师反映，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不用再为班级之间的排名而着急上火了。

　　济南中学办公室主任董洪海还专门做了一项调查。他说，高考成绩公布后，他对学生的状况进行了摸底，因为成绩公布方式的调整，多数学生压力较以往的毕业生减轻不少，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不再担心被别人议论了。

　　高升学率背后是触目惊心的教育乱象

　　高中苦学苦教在全国极为普遍，升学率重压之下师生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更可怕的是，这些现象长期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被认可、被接纳，以至于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现象。

　　山东省政府强力推行“不拿升学率说事”，这种决心是来自对现实、对高中现状的考量。

　　“我们的孩子苦得没有道理，苦得没有价值。”分管基础教育的张志勇一直为高中应试教育现状而忧虑。他说，高中生5点多起床，晚上10点才下晚自习，每天学习十六七个小时，一个月才休息一天或半天，身心素质严重下降，近视率高达80%左右。

　　两年前，一位学生家长给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写过一封信：“尊敬的厅长，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家长，我觉得，高中教育再不改革，几年或者十几年以后，这批孩子恐怕就是一批只会看书考试的机器了，考试排名竞争，孩子的压力确实太大了。”

　　记者曾经到高中学校采访，每每有一些所谓的高考“励志口号”让记者触目惊心：“为了升学率，要把学生的油全榨出”，“为了提高升学率，非考科目全让路”，“提高高考成绩，校长要靠上，教师要豁上，学生要拼上”，“为了母亲能抬起头走路，拼了！”，“社会上有四种人：人渣、人手、人才、人物。你想成为哪种人？”还有的教室内贴着这样的标语：“不吃苦莫进此门”，“零抬头、无声音”等。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为了高考，一切都让路”，“抓高考抓出血来 ”。

　　有的媒体甚至创造了“过学死”这样一个新词汇。而因高考压力导致心理疾患的学生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学生苦学，一天十六七个小时。教师的生存状态呢？

　　一名高中教师妻子曾在网上道出了一位高三教师的非正常生活——《我的孩子就像没爸爸》：

　　我是一所重点高中学校一名高三教师的妻子。我给他算了算，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下班，除去中午2个小时和晚上1个小时吃饭时间，他每天在校工作14个小时，有时晚上回家后还得看作业到半夜。

　　我们好几天见不到面，更别提周末和节假日了，学校根本没这一说，甭说管孩子了。我就像在守活寡，孩子就像没爸爸。

　　我们是众多教师家庭的一个缩影，从我们这个缩影，可以看出学校对教师、对学生单从时间上来说是多么苛刻吧，就更别说别的了。

　　让我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吧！

　　高中教师妻子的哭诉，立刻引起大批网友的跟帖。

　　一位网友说：“在教师当中，像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更甚的是，女教师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在我们学校里，大家都说，当教师是不允许家里有任何事情的。家里有上了年纪的父母过生日，去请假，领导竟然说让父母把生日改成休假的时候再过！”

　　据了解，高中苦学苦教在全国极为普遍，升学率重压之下师生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学生没有快乐感，老师没有幸福感，师生身心被严重异化。

　　在为师生生存状况忧虑的同时，我们往往忽略一些教育现象。可怕的是，这些现象长期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被认可、被接纳，以至于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现象。非正常被视为正常，也许是教育莫大的悲哀。在这里，记者称之为教育乱象，略举几例如下：

　　县中模式。为提高升学率，一个县搞出一两个所谓的重点中学，网罗全县的所谓尖子学生，然后在资金、设备、师资等方面全力向重点中学倾斜。这样“ 吃小灶”，再加上“早五晚十”、题海战术等配套而成的“县中模式”，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每年高考总是满载而归。至于在这“一枝独秀”的背后有多少普通学校被边缘化，有多少“非尖子学生”利益被漠视被剥夺，政府官员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关心的只是今年高考本县的升学率比其他县是多是少——这关乎他们的政绩。

　　生源大战。中考招生抢拉“尖子生”已成为高中学校之间暗中较量的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战争的胜负却是靠“钱”来说话。校长办学不把功夫用在培养学生上，而用在想尽千方百计挖别人的好学生上，也叫“掐尖”：组织招生队伍，甚至人人分担招生指标，每完成一个招生指标，奖励多少钱，完不成要扣多少钱；委托招生经纪人，每招一位好学生给多少钱；给尖子生许诺以各种优惠条件，如免除所有学费，给予奖金……甚至出现一位所谓的尖子生，有几个高中学校来争夺，学生也借此待价而沽。抢夺尖子生，其本质是靠抢来的尖子生造成教学质量高的假象，由此谋求更多的利益：借优秀生源提高升学率，借升学率提高知名度，以知名度吸引择校生，以择校生获取高收益，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无序的生源大战以及背后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导致对教育公平、教育资源均衡的严重破坏，人们却视而不见。

　　培训工厂。高中成了高考培训班，成了制造大学生的工厂，也许言重了，但也是实情。唯分数论的评价标准，导致的是对教育教学管理的简单化。有人调侃说，高中很好管理，跟工厂发“计件工资”一样，考上的大学生就是老师的“产品”，数数几个，然后发奖金。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围绕着升学考试来组织来实施，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怎么教，拼时间，拼题海，高中成了培训班，老师就是教练员，一切的训练目的只有一个：升学率。不少高中学校取消了早操，体育课也可有可无。有的校长说，也知道让学生跑跑操、出出汗好，但就是舍不得那20分钟，“20分钟能让学生背多少单词、做多少题啊。”只要学习好、分数高，就是老师的心肝宝贝，其他的道德品行、身体素质都可忽略。在“培训工厂”里，管理行为与教学行为都发生了异化——育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被扭曲了，也被抛弃了。我们培养出的孩子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才”，而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情意不再。为了让自己班级的学生多考上几个大学，为了多得奖金，教师之间勾心斗角也频频出现，同事之间成了竞争对手。平常相互争抢学习时间，保密教案，保密从外地挖来的试题，争相对学生推荐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以领取回扣，甚至有的老师为了收取学生的补课费，课内不讲，课外讲……而在学生心中，教师的辛苦不是为了他们的成长，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奖金，师生之间似乎是一种利益交换，学生对老师没有感激没有感谢，高中毕业生往往出现焚烧书籍、打砸玻璃以发泄等现象。透视高中学校师生们被摧残的身心，剖析种种教育乱象，我们无法不痛心疾首，也无法不追问：这一切根源在哪里？

　　升学率的异化源于畸形的教育政绩观

　　“升学率出官位，升学率出政绩，升学率出名誉，升学率出奖金，升学率可以一俊遮百丑。”也许这就是潜规则，这就是答案。

　　“我是一名高中教师，参加工作将近20年了，这20年来我目睹了这样一个事实：学校工作的硬指标是高考上线人数，这是压倒一切的最具权威的评价标准。为了完成或达到更高的目标，我们忽视了学生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有时候，看着一教室明晃晃的眼镜片和明显睡眠不足的精神状态，我就想，我们是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但竟然成了学生身心健康的‘刽子手’。”

　　这位老师所说的“硬指标”，就是这一切的根源。

　　在高中，升学率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大家对升学率危害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可这一顽疾为何久医难除呢？另外，高考升学很大程度上属于学生个体行为，但有些地方的普遍做法却是地方官员将政府公权介入其中，这背后有什么隐忧？

　　“升学率出官位，升学率出政绩，升学率出名誉，升学率出奖金，升学率可以一俊遮百丑。”也许这就是潜规则，这就是答案。

　　“升学率越高，校长、局长升迁就越快，教师发的奖金就越多。从高三任课教师、班主任到校长再到政府官员，这个利益链条都可以通过升学率谋求到自己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就是实实在在的政绩、官位和票子，无法被忽略，也无法被根除。可以说，无论如何升学率也不能降下来。正是这种显性的利益驱动，产生的巨大动力，逼迫着高三学生拼杀在高考这架战车上，使利益链条的所有者获得应有的回报。”

　　“往年，高考分数公布之前，总有几天紧张得睡不着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三班主任对记者说，因为地方要对学校排名，学校要对教师排名，然后再按分数对教师进行奖惩。有多少学生考上北大、清华，有多少学生考上一本，本科上线率是多少等都是考核指标。“教师要想排名好，奖金高，就要拼命抓学生。学生考得好了，教师光排名奖就可得几万元。”她说。

　　下边所列是某个经济不发达县奖励高考升学率的有关政策：

　　学校提出，对高三教师实行奖励，平均每位高三教师4000元，根据得分多少确定奖金数量。

　　教师奖金=高三教师人数×4000元/高三教师总得分×教师个人得分，教师个人得分主要依据以下四个方面：

　　市高考状元计50分；市文科前50名每名10分；市理科前200名每人10分；一本上线每班按50人计50分，多一人加一分少一人减一分。考取省状元，学校实行特殊奖励，奖金2万元左右。另外，县政府每年拿出36万奖励高考优秀个人，每人奖励价值1万元的金牌。

　　县政府拿重金奖励高考，也自有其道理。“经济发展要看GDP，教育发展要看升学率”。高考成绩越好升学率越高，说明政府对教育越重视，说明政府政绩显著，说明政府“领导有方”。有位县长在大会上就说：“我不管你什么素质教育，什么均衡发展，升学率就是硬指标，你只要把升学率提上去了，多考几个大学生，这就是你的成绩，就是你的功劳。”还有位市长说：“这两年，我们对教育投资很大，我们要求教育要有所回报，今年我们本科上线500人，明年必须完成 600人，不然，教育局长就别干啦！”把教育的健康发展当成“软任务”，把高考升学率当成“硬任务”，习惯于像抓GDP一样抓升学率，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地方政府的惯常思维。

　　“说白了，政府这样做的根本目的还是一个显性政绩观在作怪。为什么不尽心尽力推进素质教育，为什么不全面评价教育教学成绩，为什么只把目光放在成绩和分数上，很简单，就是想通过升学率来显示出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水平，这样才能显示出地方政府在抓教育上的政绩。至于为社会经济发展积存后备力量，提高社会公共素质，那都是很遥远的事情，并且一时半会儿也难以显现出来，哪有这种暂时的高分数和升学率有说服力呢？”有专家这样说。

　　升学率就是“老大”，就是唯一标准。升学率高的，领导开庆功会、教师发奖金、学校送喜报，敲锣打鼓地庆贺，把标语从校园挂到街头。而对考得不好的，领导不满，百姓谴责，县长向全县人民致歉，局长被罢官，校长被免职，教师都灰溜溜的。这样的氛围下，哪个敢不把“分”放到首位，哪个敢不抓“率”呢。一位局长坦诚地告诉记者，每年高考分数公布的时候，书记、县长就等着听汇报，自己有时吓得两腿发抖。

　　“政府主导的这种评价标准，这种极端功利化的片面政绩观，已经把升学率演化成了一个具有巨大推力的指挥棒，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动着教育局长、校长、师生前仆后继地浴血在高考战场上。”一位县教研室主任介绍说，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对普通高中的管理，其实很简单，基本就是指标、考试、排名、奖惩几件事，而这几件事归根到底就是一件事：升学率。

　　有专家说，把学生个体间的正常的理性的升学竞争升级成教师之间、学校之间、地区之间你死我活的、非理性的竞争，并愈演愈烈，地方政府官员的片面政绩观就是罪魁祸首，地方政府权力的错位，不仅推波助澜，而且还“保驾护航”，这种急功近利，眼睛紧盯着高考升学率不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分数来掩盖其他的问题。

　　针对一些地方和学校无视禁令，仍然大搞高考成绩排名的事实，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曾严厉地指出，他们主要是为炫耀和谋取政绩，是一种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怪。他说，“评价一个地区、部门、学校的教育政绩，首先要看是否全面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教育事业是否全面均衡发展，素质教育是否全面推行，学生是否快乐健康成长，决不能像抓GDP一样抓教育，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