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山东省潍坊市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市人事局给全体干部下了“死任务”，每名干部至少要为3个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潍坊市人事局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逄峰说，给干部下达这样的任务是头一次，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需要到企业、到社会上去找门路、想办法。为了保证落实这项任务还采取旬报制度，定时上报落实就业的情况。(5月16日《京华时报》)

　　考虑到沉重的现实语境，乍看起来，潍坊市人事局的这种做法披上了高尚的马甲，十分“政治正确”，因为，潍坊市2009年约有5万名毕业生需要就业，但当地高校2009届毕业生的初次签约率最低的仅为1%—2%。就业形势如此严峻，人事局勒令官员“赤膊上阵”，似乎不无合理，起码初衷良好。但是，初衷再良好，如果不符合程序正义，如果违反就业规律，强行摊派，只能是好心做坏事。

　　事情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潍坊市人事局这种施压的做法，只不过是转移压力而已，受压的末端不是其辖下的各级官员，而是企业和社会。且看报道中的一个细节——潍坊市人事局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逄峰说，给干部下达这样的任务是头一次，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需要到企业、到社会上去找门路、想办法。这是真实的表达，因为官员不事稼穑、不商不工，靠自身当然没有渠道解决就业，于是，上峰给他们多大压力，他们就必然把多大压力转移到企业上去。由此便产生一个悲剧性的命题，企业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样的人，企业什么时候需要人，企业本身自有分寸，强行要求企业解决就业人员，就是粗暴干涉企业“内政”和经营，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良性发展？而把大学生“发配”到不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同样不妥。

　　进一步而言，人事局是无权要求各级官员必须落实就业岗位的，因为这些任务不属于官员的职责范畴。如果这一次要求下属官员解决不该解决的问题，下一次就必然就会有更离奇的任务下达。权力就成了无所不能的怪兽，就成了无孔不入的控制，就成了无限膨胀的利器，权力一旦屡屡越界，受伤的不仅是官员自身利益，长远看，更会伤及公共利益。

　　说白了，要求每名干部至少要为3个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正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指标主义。不同于一般指标主义的是，行政指标主义因为权力的介入，它更具有强制性和危害性。

　　这些年，关于行政指标主义，我们并不陌生，比如在一些地方有交警罚款指标、死亡指标，至于一些地方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下级部门，在公务接待时必须使用××酒、必须抽××烟，每个单位必须一年内完成“任务”数百万元的行政指标，我们更是不陌生。诸如此类的行政指标主义，其出发点往往有二，一是打造政绩工程的需要，通过铁腕手段，取得看得见的政绩，从而以为干禄之资。二是从中渔利，聚敛钱财，比如一些地方强行摊贩抽烟就有政商勾结之嫌。

　　其实，政府部门不是不能过问大学生就业，而是该如何过问。过问的前提就应是不滥权，不摊派。据报道，为了让毕业生能读懂、用好国家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由教育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编写的《国家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百问》手册下发到全国各所普通高校。再比如，国务院专门出台七大促就业政策，中央财政为促进就业投入公共资金420亿元。诸如此类的措施，就不失为善治。

　　总之，摊派就业，表面上是为大学生考虑，实际上既伤害大学毕业生，也伤害社会和企业。这种行政指标主义下的蛋，暴露了一些地方急功近利、“目无法纪”，把权力越界不当回事，或者根本意识不到这是越界，不能不让人忧。　　作者：石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