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常凯申”先生成了名人。网友议论纷纷,学者亦不吝笔墨,一时热闹非凡。那么,“常凯申”又是何许人也?中国历史上有位“常凯申”?

　　这位“常先生”出现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之第三章。令人错愕的是,“常凯申”竟然是蒋介石。一位署名“高山衫”的网络文章近日揭露,该书作者,将ChiangKai-shek也就是蒋介石翻译成了“常凯申”!而这个错误,只是众多错误中“最荒唐不过”的一例。

　　消息一出,“常凯申”立刻成为学术界的又一“笑柄”。对此,该书责任编辑对媒体这样解释道: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后来作者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作者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分析起来,理由可以概括成两点:一是时间仓促,二是作者不熟悉资料中引用的韦氏拼音。这不禁使人生疑:时间仓促可以理解,但这是作者囫囵吞枣看资料的正当理由么?若不识“常先生”,又怎能写入书中,付梓于世?为何不搜索一下资料,确认一下身份?若实在对资料所知有限,为什么不问问同行?再者,若时间不够,为什么非得牺牲学术水准而赶这个时间呢?作者不认识“常先生”,但肯定知道蒋介石。在信息时代,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其译名当不难查询。但作者强不知以为知,敷衍潦草,如此治学态度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唏嘘不已。

　　其实,学者犯一些常识性错误也不足为怪。毕竟,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谁也不是全知全能,且很多时候隔行如隔山,还有记忆力不济等问题。然而,“不知道”、“不熟悉”仅仅是个知识问题,“不知道”、“不熟悉”却不去探究查实就是个治学态度问题。因为知识问题出了错,还是个可以原谅的“偶然 ”,但因态度问题出了错,那就是必须予以根除的病灶。

　　这便又引入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学风浮躁”的问题。近年来,学术著作抄袭剽窃、粗制滥造之事时有发生,简直有些令人视觉疲劳。剪刀、浆糊、精美的封皮再加盖上某某教授的钤章,便可冠之以“学术著作”;相比之下,将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将孟子译成“孟修斯”,倒是有点“小巫见大巫” 了。浮躁之风甚嚣尘上,于是有些学者未被发现出错时,心存侥幸,一旦真相暴露,则往往找来“时间紧张”、“参与写书的研究生知识缺乏”等等借口。如此这般,治学态度之松懈当真令人忧虑。

　　史家左丘明曾言,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便指著书立说,传以众人,传以后世。一部学术著作,究竟是学术精论,还是废纸一堆,在读者评说之前,作者首先应是心中有数的。学者治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基本要求。偷工减料,滥竽充数,只能将原本不朽之事变得速朽。但愿“常凯申 ”先生供人一哂之后,能够从此绝迹,并能够引起更多的反思。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