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骜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10月26日在杭州提出，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应有适当调整，并当场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分贝最高的掌声。同时令纪宝成担忧的是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10月27 日《钱江晚报》)

　　按照惯常的逻辑，无论哪个国家，最大博士群都应该在学术领域，要么在高校，要么在科研单位。如果最大博士群出现在行政机关之中，那么显然其造成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源上的浪费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最大博士群在官场是一种价值错位，这其中既包含了学术界谄媚于行政权力的无奈，同时又包含了学术职称远不如行政职位的尴尬。若是进一步思考纪宝成的这番话，那么其中的含义还应包括，在时下的官场之中，虽然确有不少官员的学术职称来自于真才实学，但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权力的通吃，花钱买来了一纸博士文凭以装点门面。不劳而获，有名无实，这或许才是纪宝成最为担忧之处。

　　当然，若是分析最大博士群在官场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行政权力决定高校走向的无奈，行政至上而非学术至上，官场治校而非教授治校。看看那么些官员的文凭都不过是权力通吃的结果，看看每每出现的几十名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长之职，再看看大量的学校科研经费都为行政官员们所支配，大体上可以品出学术在高校中的真实地位。这使得我们的大学虽然空有一番打造世界一流的雄心壮志，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学术依附于行政，已经成为高校向世界一流大步迈进的最大制度掣肘。

　　所以，对于中国教育体系而言，当务之急还是让学术回归学术，让行政回归行政，而不是如同现在这般学术必须归属于行政之下才能继续生存。对于纪宝成这番一针见血的话，有关部门是否应认真反思一下，当下我们的高校管理体制究竟出了哪些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