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自主招生中的创新尝试“校长推荐制”，甫一公布就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招致公众激烈的质疑——质疑焦点集中在“校长推荐会导致不公”上。北大随后公布了全国39所获得“校长实名推荐”资质的中学及其校长名单，从头开始就把“校长推荐”置于阳光下接受公众的监督，可这似乎并未消除公众的疑虑，“推荐会成为一种特权”、“推荐隐藏巨大不公”、“推荐会使教育成为权贵盛宴”之类的尖锐批评不绝于耳。

　　  北大肯定想到了“校长推荐制”会遇到舆论阻力，但可能没有想到，遇到的阻力是如此之大，那些痛恨应试体制、痛恨“考分决定一切”、整天炮轰“既有体制毁人”的公众，竟然会对高校致力于终结那种应试体制的尝试，怀着如此仇视和排斥的情绪——那些旧体制激进的批判者，这时似乎都转换成了旧体制铁杆的保守者，把那种致力于破除旧体制的改革尝试批得体无完肤。激进与保守，改革与守旧，创新与守成，面对陷入人格分裂的舆论和民意，改革者实在有点儿无所适从。

　　有识者点出了舆论在高招改革上人格分裂的关键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永远流淌一个血液，这个文化基因是不可改变的，就是对腐败的深深的忧虑。确实如此，人们痛恨应试，但更痛恨腐败；人们焦虑于应试毁人，但更焦虑于特权垄断资源，北大的校长推荐制，正击中了公众这种根深蒂固的、充满矛盾纠结的焦虑，于是，痛恨应试弊端的改革者们，这时都成了捍卫旧体制的保守主义者：学校不自律，民众怎么放心让你做主。

　　我很理解这种焦虑，对这种矛盾纠结、艰难决择的人格分裂充满同情，内心也对北大的校长推荐制在现实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异化和腐败担忧不已，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放任和放大这种焦虑，陷于这种受迫害者的焦虑情绪中，不相信任何东西，不信任任何突破努力，对任何改革尝试都施以这种怀疑。应试之弊人所共知，统考之害人人喊打，自主招生改革是改革的大势所趋——既然有这个基本共识，那么对那些推进这个共识的改革努力，有时候必须选择相信。只有给予改革者必要的信任，才能走出当下教育改革寸步难行的囚徒困境。

　　这是怎样一种囚徒困境呢？一边呼吁改革“一考定终身”所主宰的应试弊端，一边却又不信任改革者的改革尝试；一边呼吁尊重教育自主和大学自治，教育想自主了，大学想自主招生了，又对大学的自主能力和教育的自治力充满不信任——一种很有感召力、代表了多数人的声音是：不自主就很难让人放心，只有大学先自治了，教育能自主之后，才有资格去让人相信。可怎么样的教育叫自主，如何才叫真正自治呢？这本身就缺乏一个权威公认的标准；而且教育自主和大学自治的改革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难道等到舆论公认大学已经自主了才能相信教育、信任他们吗？又敦促教育改革，又不信任改革者，又呼吁教育自主又担心自主中的腐败，这就是困境。

　　走出这种囚徒困境，只有选择相信。教育改革要取得突破，舆论首先必须突破那种“给教育自主就必然会滋生腐败”的心理障碍。质疑和批判需要勇气，但有时候信任更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只有相信，改革才能向前推进，一味地怀疑和否定，只能使一切停留在原地。

　　再回到校长推荐制上来，这个制度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从“可能变成校长特权”到“也许会成为权贵钻的空子”，评论家列举了许多——但这些批评，都只是抽象的批评和笼统的否定，都属于逻辑上的推理。北大这个制度刚刚推出来，还没有实施，你怎么知道就必然会产生那些问题？逻辑是逻辑，现实是现实，逻辑推理出来的问题并不一定会发生在现实中。

　　其实，北大为避免公众所忧虑的那些问题已经设置了许多防范措施：首先是实名推荐，实名就是提醒校长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职业道德，提高推荐的公信力；然后是校长推荐仅作参考，北大解释得非常清楚，不是说中学校长一推荐，北大就会录取，校长推荐的学生只是获得了参加自主招生的资格，还要参加笔试、面试等考察；三是只在少数中学试点，即使个别地方出现造假也不会影响公平——看不到改革者的这些努力，只是一味带着反感情绪、固定成见和那种“对腐败深深的忧虑”在逻辑层面进行批评，并不是一种有益的公共讨论态度。

　　设想各种最坏的可能对制度进行缜密的防腐设计是必须的，但不能纯粹靠想像、推理和成见去看待改革创新。很多制度要靠实践去试错，靠现实尝试去证明会不会导致腐败，而不能靠逻辑推理。明年招生中北大就要实行这个制度了，为什么不能等实行后，再在实行中通过追踪调查去考察，那些中学校长在现实推荐中到底有没有腐败，到底有没有成为权贵操纵的盛宴，到底有没有侵害教育公平，那时候再根据事实加以批评也不迟——毕竟这只是北大在很小范围内的一个尝试，北大也是带着“摸石头过河”的谨慎心态去试错。

　　在公开和透明上，北大已经做出了努力，舆论为什么不能也努力给他们一些信任？腐败是现实，但腐败下不能怀疑一切，坐着骂腐败什么也不干啊！就让我们以宽容试错的心态来审视“校长推荐”，彼此多一点信任，以此走出信任的囚徒困境。(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