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深圳警方的公开通报,在学生家长间风传近半月的“学童频遭绑架”传言得以证实,随即,深圳公安机关联合教育部门发出警示信息,开展新一轮针对校园周边治安环境的专项整治行动,而“防绑架”也成为众多学生家长的重要话题之一。

　　尽管公众获悉真相的要求在舆论的帮助下得到回应,但仍有家长认为,如果案情能够早一点发布,家长提前防范,或许悲剧不会屡屡重演。还有家长认为,按照目前公开的信息,家长既不知道绑匪作案规律,也不知道作案动机,防范仍缺乏明确方向。此外,质疑声还指向警方是否完全公开了所有发生的绑架案,绑架行为是否为团伙所为。但截至目前,公安机关没有披露更多新的消息。

　　公众的要求是否过于苛刻?公安机关是否有义务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今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要求,行政机关应对常规政府信息、社会热点、突发公共事件、重要预警信息、重大活动、舆论监督事项及其他需要对外披露、介绍的情况以及市、区政府授权发布的新闻进行及时发布。《办法》同时规定,对于信息发布构成“不作为”、“不及时”等六种情形情况严重的,将启动“问责”调查并依法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看看此前拥挤在校门口数量庞大的家长,以及流言四起后引发的群体性恐慌,我们不难将此次风波定义为“突发公共事件”。由此推论,公安机关必须“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并在面对公众和媒体问询时,做到“对社会关切不回避,对媒体咨询不推诿,对重大事件不失语,对热点问题不搪塞”。

　　如果按照《办法》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反观恐慌形成的路径以及事后家长的反馈,公安机关的信息发布速度显然有些慢,发布的信息也没能做到全面,似乎相关责任人须为此事件负责,但截至目前相应的问责机制也没有启动。原因在于,对于类似绑架案的信息披露,警方也有着严格的规定。

　　一名在深圳公安机关工作长达14年、曾担任基层派出所负责人的警官称,绑架事件发生后,只要案件还在侦办过程中,公众知情权的满足必须让位于人质的安全。即使是绑架案侦办结束,是否对外发布也必须由最大多数人的安全决定。他强调,如果绑架是个案,轻易对外发布容易导致犯罪分子有样学样,从而引发更多犯罪,信息发布也背离了《办法》实施的初衷。

　　出于社会稳定和公众安全考虑的信息屏蔽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但反驳声同样存在。一名家长直言不讳地表示,长期以来,“引发不安定因素”已成了公安机关拒绝信息披露最常用的“挡箭牌”,甚至在群体性恐慌已经发生、“不安定因素”已经形成的现实面前,仍固执地坚持惯常做法,这种“沉默”显然有悖于《办法》实施的价值追求。

　　信息发布到底以什么为依据?《办法》起草执笔人、深圳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助理罗忠政曾表示,《办法》实施后,新闻发布工作是否要做、怎么做、什么时间做等一系列问题取决于制度规定和相关工作性质,取决于公众利益和民意需求,而不再决定于政府部门的利益诉求或个别领导干部的主观意愿。这种解释看似清晰明确,但却没能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部门工作性质与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信息发布应该怎么做?

　　结合《办法》的价值取向,再次对“绑架案”引发的恐慌作一个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目前已经有了硬性的信息发布制度条文,但信息何时发布,发布的信息有多广、程度有多深,公众知情权应该满足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对掌握信息的管理者智慧的考验。因为“绑架案”信息披露是《办法》实施之后的首次实践,对此次信息披露的过程作一次完整的评价,对发布制度的细节进行更好的完善,让各个部门明确其信息披露的具体操作方式,并用严格的问责机制保障,才能让新闻发布制度落到实处。否则,新闻发布制度将沦为价值取向很好、在实际操作中却漏洞百出的一纸空文。杨磊

　　“请关注少年儿童安全”

　　市妇联呼吁,家长和孩子有情绪问题可拨打热线电话83140909

　　近期发生多起少年儿童被绑架案,市公安局已联合教育部门、各街道展开为期80天的校园整治行动,市妇联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少年儿童的安全问题:家长要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强化孩子的安全教育,孩子们要团结友爱、互相关心；邻里之间要进一步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守望相助；社区要积极开展文明、平安社区建设,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共建文明美好家园,在全社会建立起防范意识和防护网络,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市妇联表示,如果家长或孩子在情绪方面需要帮助,可拨打市妇联和谐热线电话83140909,将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市民解答。

　　今天下午2时,市妇女儿童心理咨询中心将在妇儿大厦召开“关注少年儿童安全,提升自我保护意识”研讨会,社区干部、家长、老师和心理咨询师等共同就儿童遭绑架事件展开研讨。

　　罗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