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大学的行政级别有时让人感到很尴尬；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3月7日《新京报》)

　　纪校长一论，貌似有理有据——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充斥着官本位与行政权力干预，没有权力授予的权利当然是一种空谈。俨然，在公众满怀信心地期待教改规划纲要中“大学去行政化”即将实施时，来自大学体制内的声音给我们浇了一盆凉水。这个时候，我们也好像意识到了大学去行政化的真正问题与阻力所在。于是，许多网友不免感慨：纪校长说了句大实话，教育去行政化还得从长计议！

　　对照现实，纪校长的说法不无道理；大环境不改，大学去行政化或许真的只是无用功，没准儿，教育反而会更加弱势。只是，大学的尊严，真的必须靠行政级别才能维持吗？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也是官本位体制，可当时的中国大学却拥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何也？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明白：尊严要靠自己争取。

　　比如北大，由京师大学堂转变而来的北京大学先前带有强烈的“官学”色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蔡元培掌校。蔡元培初到北大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思想，广纳人才，让新旧不同派别的思想在一个大学校园中共鸣共放。短短几年内，蔡先生就将北大从“官僚养成所”转化成了“新思想的阵地”，地位和名声也空前高涨。

　　这说明，教育之尊严在于自己争取，绝非来自于权力的指定和施舍。福柯说，人，其实比你想像的更加自由。这句格言，对于大学也同样适用——大学，其实比大学校长想像的自由得多。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大学知识分子才愿意为学术献身，大学里才会出现真正的学术成果。按照梁启超先生对于“学”与“术”的论述，大学既然有“学”了，社会和权力何尝不想用尊重来换取大学的知识去搞“术(生产力)”呢？所以，去行政化的大学自有出路——用“真才实学”赢得整个社会的敬仰和刮目相看。

　　或许，纪校长的“实话实说”确应引起重视，去行政化也的确需要全社会的配套。只是有必要强调，不要让利益主导下的“投鼠忌器”言论，遮迷了我们前进的方向。(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