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南平惨案”的凶手郑民生已被判死刑，但这并不能抚平家长心中的伤痛，受害学生家长们坚持另聘律师，追究南平实验小学的连带民事责任。著名公益律师郝劲松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当学校门口的学生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这个场景会给凶手一个心理诱因。如果当时校门口的学生比较少，那么罪犯很有可能会选择其他的地方。 ”(4月14日《广州日报》)

　　在我看来，“南平惨案”，追究学校责任，只是一种情绪发泄，而不是对校园安全的正常反思。报道所称的几个理由，也“情绪化”得可以——任何一所学校，上学、放学时必然学生密集，如果这个时候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是不是学校一律有过错？为了避免这种人口密集，一所学校是不是要开十几道大门分散人流？那十几道大门的保安谁来聘？学校门口的地砖是学校铺设的，学校周边就应该由学校负责，那么这个社会要警察、要社区街道干什么呢？依照这种逻辑，除了道路之外，所有的社会治安都可以由每个单位包干，自扫门前雪了？

　　学校的归学校，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家庭的归家庭，这是理清责任、防患安全隐患的正道。就南平这一惨案来说，应该反思的包括如下几点：中小学上学、放学时，是否有足够的警力维护治安？中小学的门卫制度是否完善？学校和家长是否就学生的上学、放学时间、安全管理达成一致意见？比如，学校明确告知家长，学校在某一时间开门，因此要求送学生的家长，必须在开门之后才能离开。

　　我国中小学管理，现在缺乏真正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家长委员会，没有学校和家长沟通的机制。每每发生安全事故，不管学校有无过错，都被认定为有过错，家长总是不依不饶。教育部门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发生，下死命令要求学校“零安全事故”，实行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学校怕事故发生，把责任下放给教师，对教师也实行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否决评优、否决晋升。于是，“圈养教育”盛行，该组织的春游、秋游不再组织，该组织的社区考察，也被取消，就是课间，也有学校规定，学生们不得离开教室，不得在学校里追逐打闹。这样的教育模式，最终受害者是谁呢？

　　情绪化的追究责任，导致的结果就是校不校，师不师，生不生。社会需要对学校教育的责任边界进行合理定位，这样才能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一体化的格局。当学校陷入安保等类似事务的纠缠中，怎样能履行好教育职责呢？

　　(作者系21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