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南

　　面对中国大学管理这个话题,不必躲闪,我们大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大学管理的正道,就是这十六个字:“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

　　所以,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说得对,大学,应该是“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这四点,才是大学治理的正道,校内人员各安其位,则校大治。我们说“教授就是大学”,是因为教授的学术水平就代表着大学的水平,没有高水平的教授就不会有高水平的大学。所以教授之于大学的最首要的任务,是治学,是道德文章,是学术精进。而“治校”,是校长的任务,由校长带着职员群体,从事大学的治理。而且,校长一定也是教授,如果这位校长能够循着“教授就是大学”、“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教授治校”了。

　　其实,对于大学的治理,关键就在于各安其位。用我校黄达人校长的话来说,就是要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开,行政权力是大学行政系统的事,学术权力是教授的事,其中应该尤其强调行政权力不可干预学术权力。教授对于校政的参与,则体现在教授在校内行使学术权力,同时,通过某种途径,对行政权力提出建议,进行监督。这是一个理想的大学治理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同样强调了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让教授,尤其是杰出的教授去做了他并不擅长的行政工作,那不仅对于大学的学术是一种损失,对于原来可以更为专业化的大学行政工作同样也是一种损失。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明明浅显的道理,有时就是说不明白。所以“教授治校”才会成为一种迷思。说到“教授治校”,似乎大家都可以想象,当时就是一帮像蔡元培、胡适之那样的教授们,长衫马褂,围炉夜谈,议论校政,于是学校大治,大师辈出。想象永远是优雅的,但这真的只是传说。我从来都认为,北大与清华还有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们的教授有很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他们还有一支高效能的行政管理队伍。

　　我知道,上述的大学治理模式可能是理想化的,因为我的前提是这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校长,而且还要承认“教授就是大学”、“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这样的大学理念,还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心甘情愿为教授服务的职员队伍,还要有一个清明和谐的校园氛围。所有的这些,在如今的中国,在如今的中国大学里,要做到太难了。我的许多想法,都是基于中山大学的。以我孤陋之见,在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界,中山大学或者是一个大学管理的特例或者说标杆,我说的“特”,是其氛围,是其相对于其他大学而言更为从容、不为世俗所移的品格。起码,在中山大学,我没有看到目前媒体上所渲染的那些流传在中国高校中的诸多不堪与丑陋。所以,我才可以这样比较理想化、比较理性,而不是“愤青”地来讨论教授应该治学还是应该治校。

　　我也知道,其实在许多大学,尤其是一些地方高校或者更小一些的高校,不堪的事情很多,诸如一堆教授去争一个副处级干部岗位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教授治校”,呜呼!教授争着去做处长,不说全部的原因,绝大部分的原因也是由于,这个大学的处长,这个大学的职员队伍一定是不为教授做事的,或者,教授做了处长后,首先是想着为自己做事。面对这样的中国大学之乱局,也难怪公众会生出许多的向往来,生出许多的念想来。虽则如此,但在讨论大学管理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从正道上考虑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都习惯于从愤青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个社会就真的出问题了。

　　末了,只想强调一句话,面对中国大学管理这个话题,不必躲闪,我们大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大学管理的正道,就是这十六个字:“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各安其位,则校大治。

　　作者系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