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撰述： 本报记者 李玲玲

　　胡小燕：“有职无权”道出基层代表之困

　　“我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在两会还未正式开幕之前，因为说过这句话，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就已成为被追逐的焦点，当抵达北京后，她自然被罩上明星代表的光环。

　　胡小燕这个名字，早在两年前的全国两会上就闻名遐迩，甚至曾有媒体预言，这个名字会被写入中国宪政史，成为标志性事件中的标志性人物。这都因为胡小燕是我国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

　　胡小燕是四川广安人， 1998年她与丈夫南下佛山。从锅炉工，到窑土工再到车间主任，她勤勤恳恳，不断进步。2008年，她当选为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成为3亿农民工的第一个代言人。

　　从刚当选时的一脸羞涩，不敢发言，到现在的从容不迫，对答如流，胡小燕的蜕变让熟悉她的记者欣喜。然而谈起履职两年来的感受，胡小燕的话语又让人感到沉重。

　　两年前，履职心切的她通过媒体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但最终每天海量的电话，让她不得不关机以免影响工作，她也因此被口诛笔伐。在面对求助自己的农民工时，胡小燕也是无奈于帮不上什么，“有一次，一个小包工头没拿到工程款，先选择带人去闹事，问题没解决，转头来找我。我跟他说，我没法帮你，因为你用了不正当的维权方式，本来有理也变得没理了。”然而这种回答只会让农民工觉得她没用，耍大牌。　

　　“我虽然是人大代表，但职权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我是有职无权，有时只能干着急。不能指望一个代表解决所有问题。这也是我走过这两年才认识到的。”感慨万千的胡小燕说了这番话，由此就出现了受争议的“胡小燕有职无权”之风波。

　　后来，胡小燕澄清她是被媒体误解了，她当时的意思是人大代表集体有权而个人无权。但不管怎么样，胡小燕还是道出了一个基层的农民工代表的履职困境。

　　很多人猜想，当了人大代表后，胡小燕的生活肯定变得翻天覆地了，事实上，她依然住在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屋里没什么值钱的家当。或许特别的是，他们家堆积了很多会议文件及法律书籍，胡小燕说，这些是开会和参加培训时发的。

　　不过，两年来胡小燕的身份已悄悄改变，她的户口已经转成佛山户口。她今年的建议是让农民工“就地市民化”。胡小燕说，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要比在农村生活的消费水平高5倍，农民工留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他们自身消费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他们回乡创造的机会要多得多，因此解决了农民工就地就业创业，要比让他们回乡简单得多。

　　胡小燕希望能有更多的农民工成为新市民。

　　何永智：泪洒京城“蚁族”聚居地

　　“政协委员泪访‘蚁族’。”两会开幕前夕，这条新闻让无数读者动容，新闻画面上那个身材微胖、掩面而泣的女政协委员也迅速红遍全国，她就是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

　　何永智，一个有“中国阿信”之称的川妹子，从三口火锅起家，经过数十年努力，硬是从火锅里一瓢一勺地捞出了一个资产过亿万、员工达一万多人，有着近两百家连锁店的企业集团——小天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是她发明了鸳鸯火锅，让不敢吃麻辣的人也有了口福，从此重庆火锅走向全国；是她第一个推出自助火锅，让火锅经营更透明，让客人吃着放心；也是她第一个将抽油烟机安在火锅桌上方，使重庆火锅告别了“烟熏火燎”的历史，走进了大雅之堂。由此，何永智又被称为“火锅皇后”。

　　当选为政协委员后，何永智的目光不再只局限在火锅上，而是越来越关注百姓的民生问题。

　　何永智之所以去探访北京“蚁族”聚居地，是因为她本次的提案就是低收入群体的安居问题。

　　“蚁族”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接合部的大学生，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而北京海淀唐家岭则是北京最大的“蚁族”聚居地。

　　当看到地铁歌手李立国和白万龙兄弟俩蜗居在只有5平方米的房子里，当听到他们即兴弹唱的《蚁族》之歌时，何永智流泪了。虽然蜗居于她也并不陌生，早年创业的时候，她与丈夫也曾住过4平方米大的厨房，租过10平方米的阁楼。

　　“他们让我想起自己的‘蜗居’时代，但这种现象不应再持续下去。”触景生情的何永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本次两会上，何永智准备了一份长达10页有关建设公共租赁房的提案，核心建议是借鉴美国做法，让企业参与“公租房”建设，为此她还去美国实地调研了三个月。“企业参与到保障性住房建设，这样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多出的部分还可以解决社会上其他中低收入与员工的需求。有了房子，员工才会有归属感。”何永智如是说。

　　朱清时：教授治校学术至上是理想

    两会期间，教育界的一个政协委员名气非常大，不仅媒体追他，连政协委员们都关注他，这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0年，官至副部级，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先生一句话惊天下：“高校不去行政化，就是陈景润也下岗。”

　　“中国高校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活力，为什么没有活力？就是因为行政化！谁官大谁说了算！其实，官大和教育真理是两码事，行政职务高的人不一定掌握真理。因为行政化，很多年轻人不愿意钻研学问，走捷径！学术委员会原来都是学者组成，现在都由院长担任了。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中国出了个陈景润，现在像陈景润这样的人无法生存了，因为他不出文章，学校就会把他淘汰。”谈到高校去行政化，朱清时慷慨激昂，因此还得了个“愤青”外号。

　　其实，朱清时现在正在努力的正是高校去行政化这一目标。去年9月，朱清时被全球遴选为南方科大创校校长，从此走在了中国高教改革的最前沿。南方科大正是要办一所去行政化的高校，甚至还要走得更远，该校准备实行理事会治理，理事会成员将由教育部及省市政府成员、社会贤达和师生代表等组成，负责大政方针制定，监督学校运作等，但是不会干涉学校的日常业务。

　　朱清时本人带头除去“副部级”级别，他坦言，改革肯定会有阻力，去行政化是个学校与社会长时间磨合的过程。他还开玩笑称“没有级别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没有级别，朱清时让开大会排座次的人犯了难——有一次开大会，排座次的人把他排在了所有高校的最后。第二次开大会，排位的人感觉过意不去，又把他排在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深圳大学之后。“既然要去行政化，我就要自己体验，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很抱歉为他们添了这么多难题”。

　　“学校要逐渐适应社会，社会也要文明进步，只有高度文明的社会才会允许没有行政级别的学校茁壮成长。”看到高校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已被写进未来10年教育规划刚要，朱清时说“感到很满意”。

　　无论改革成功与否，有多艰难，让社会接受“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朱清时的理想，也是他所说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