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潇

　　辅导员＝民工的体力＋领袖的头脑＋文员的文笔＋打字员的速度＋侦探的洞察力＋外交官的口才＋教师的知识＋医生的常识＋超级适应力＋神经病的忍耐

　　心底的酸楚是从看到和我同一年留下的某同事的MSN签名档时开始涌上心头的：辅导员工作＝民工的体力＋领袖的头脑＋文员的文笔＋打字员的速度＋侦探的洞察力＋外交官的口才＋教师的知识＋医生的常识＋超级适应力＋神经病的忍耐。

　　  而当时的我刚焦头烂额地弄了一整晚班级助学金申报材料，连着几天失眠，早晨7点半赶到学院办公室，为大家打好开水刚刚坐稳。

　　2007年的夏天，在众多艳羡的目光中，我留在了现在这所在南方还算有些名气的大学，开始我的大学辅导员生活。

　　毕业能留校，我也算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但留下来后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在学校，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学生称我们为“老师”，但在老师眼里，我们只是管着一群“小孩子”的“大孩子”，于是我们戏称自己为“夹心层”。

　　虽然在岗前培训时，领导们都说：“你们是学生人生规划的引导者，是学校和学生沟通的桥梁，是学校安定的基石！”但根据很多前辈的经验和网络传闻，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地将自己的奋斗目标定为：努力地做好“保姆”工作。

　　在接手大一新生班级之前，我仔细研读了每个人的档案，花了整整一个月的休息时间，给班上所有学生挨个打电话，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学习、生活情况，希望能跟这些仅仅比我晚出生几年的师弟师妹建立真正的“朋友”关系。

　　谈话内容从如何利用系统选课，到大学课程需要注意的学术规范；从如何选择有益于自己发展的社团，到如何协调学习与社团生活的矛盾；甚至细化到上哪儿购买教材、如何使用图书馆的借书证等等。

　　我觉得这种细致的新生教育对初来乍到的学生很有好处。

　　从此，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因为我总想着学生如果出了什么事第一个总是要找辅导员的吧；我总是办公室走得最晚加班最多的人，因为学生们潜意识中都认为“辅导员是没有固定上班时间的，哪儿需要他就出现在哪儿”；我总是在学校各个部门成为“露面率”很高但事实上并不会被人记住的人，因为从学生获取助学资助到就业登记到党团组织关系，所有的这些都包括在我需要操心的工作范围内。

　　为了更好地跟学生们交流，我使用几乎所有的QQ、MSN、飞信等聊天工具，开博客，上各种SNS网站，甚至和学生们一起玩“偷菜”游戏；我的老式手机里存着每一个被发现有不好苗头的学生的家庭电话，而医院陪护、帮家长找宾馆、帮忙办手续则都是常有的事；学生军训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训，学生放假的时候，其实我更担心。假期的社会实践、社团的外出、结伴旅游，做了辅导员才知道，真的“每件事都有隐患”、“时时都在担忧”。

　　有朋友曾经戏谑“辅导员是一项高危工作”。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准确预测哪个学生会在大排档喝酒打架进医院进派出所，哪个学生会在期末考试中拿那些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高级通信工具作弊然后情绪低落有自杀倾向，哪个学生会因为感情问题在外游荡多日无法与其取得联系让所有人担惊受怕。

　　学生在私下里常常称我为“姐姐”，这个称谓比我自己所认为的“保姆”倒是亲切了不少。但很快，我就发现，作为一个辅导员，仅仅做一个学生的“姐姐”抑或“保姆”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是一个“多面手”。我的领导跟我说，下周我要去开个会，麻烦帮我写个发言稿，学生工作你比较熟悉；我的学生来告状，老师，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法再忍受某某了，您想个法子给他换个新宿舍吧；我曾经的老师来电话，你们班上的某某上课实在太不像话了，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你这辅导员也该管管吧；学校心理中心约我谈话，你们班的某某可能需要心理治疗，属于重点监控人群，你需要好好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密切注意其行为，有问题随时告诉我们。

　　于是，我扮演着多种多样的角色。

　　有时候，我是心理咨询师，有时候，我是调解员，有时候，我是打字员，有时候，我是秘书，有时候，我是真正的“保姆”。

　　但无论是哪一种角色，我总觉得自己是夹在领导、专职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的“夹心层”，并且总也无法平衡。领导会觉得学生工作以外的很多事情都是我应该自觉承担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专职教师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课堂教学，其他的问题一律找辅导员。而学生，两年多的辅导员经历让我彻悟，我永远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比如奖学金、助学金的评选，无论我自己觉得如何尽力公平，无论事实上的程序如何公平，总是会有抱怨和不满。

　　虽然从心底里我是喜欢我的这些仅比我小几岁的学生并乐意为他们服务的，虽然我也确实努力去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辅导员，但看到那个签名档的时候，就像一记闷锤砸在胸口，心理防线快要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