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叶铁桥

　　列举经济数据时，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的声音里透着自豪，但说起高等教育现状，他却有些尴尬：

　　“深圳经济总量在内地大中城市中位列第四，人均GDP位居第一，但深圳2008年全年普通高校招生只有1.94万人，在校学生只有5.89万人，在校生与常住人口比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最末。”

　　吴忠说，深圳高等教育还面临层次不高、科研水平不高、国际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与经济发展水准严重不符。

　　吴忠是在11月7日上午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粤港澳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座谈会上作上述介绍的。这个座谈会的主旨是回应《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这个纲要提出，要以新的思维和机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上水平，并明确表示：“支持港澳名牌高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放宽与境外机构合作办学权限，鼓励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形式的智力引进和人才培养合作，优化人才培养结构。”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大多是来自内地及港澳高校的负责人，但也有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美嫦这样的行政官员。

　　按说港澳的高教界没有深圳这种尴尬，但港澳高校的校领导和教育主管者也对当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他们认为，一方面，两个特区地域狭小，寸土寸金，大学校园难以发展，像澳门大学，整个澳门特区才29.2平方公里，早已建设得满满当当，想要拓校，却实在没法挤出地来。

　　另一方面，生源也是个问题，香港本地人口才700万出头，却有10所法定大学，其他各类高校就更多了。澳门人口才55万，也有12所大学，港澳的优质生源竞争非常厉害。

　　让港澳高教界尤其担心的是，如果不能参与到内地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发展，不能依托内地这个巨大的资源宝库，港澳高校就有被边缘化之虞。

　　座谈会上，香港浸会大学研究院院长汤涛、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黄玉山教授都提到，以前内地高校科研经费很少，香港比起来有优势，但现在内地一个科研项目动辄上亿，香港都没法比，让他们看起来都眼红。

　　而与港澳有着天然地域接近性，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两个特区相差不大的广东，自然是港澳高校最为青睐的地区，在他们看来，广东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欠缺，正是港澳大学的“比较优势”。

　　从整个广东的情况来看，虽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但与广东的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起来，高水平大学仍然太少，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难以满足广东的发展要求。

　　但广东的家长们却非常渴盼优质教育资源。一项调查表明，逾82%的深圳家长愿意送子女到香港读大学，另有31%的家庭有能力承担每年2万~5万元的学费支出，甚至有3.4%的家长愿意承担每年10万元以上的费用。

　　合作办学的方式让港澳高校颇为头痛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港澳高校办学的提法让港澳大学颇感鼓舞，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说，他一直期待着香港与内地高教界有更紧密的合作，并先行与北京师范大学在珠海合办了联合国际学院，“这个纲要对我们是个肯定。”

　　机会是机会，但对于港澳大学来说，挑战依然艰巨。比如合作办学的方式问题，港澳高校就颇为头痛。

　　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麦福达说，理工大学在内地合作办学已有10余年历史，香港高校在内地办学，按教育部规定必须与当地的高校合作办学，若当地没有适合的大学作为合作办学伙伴，就会阻碍港校教育发展的灵活性。另外，有规定表示课程只能在合作大学所在地举办，这使得有些项目得不到长足发展。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香港一些高校表示没有兴趣与国内其他大学合作办学，而是想搞独立办学。

　　但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黄玉山对此却不尽认同，他说，独立办学所面临的困难，不一定比合作办学来得少，独立办学也许更艰苦。

　　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国际学院副校长徐是雄也认为，独立办学是否符合政策，主管部门一定会慎重考虑，但现在合作办学面临的问题也很多，要能够合作得好，必须妥善解决以下问题：管理模式应以香港的大学现行管理模式为主，课程设计、教师聘请主要应由港方大学负责，主要领导由港方大学委派或聘请，双方成立校董会负责解决重大政策和决策性问题，可以颁发港方或内地合作方的学位和毕业证书。

　　在麦福达教授看来，税收是另外一个难题，因为比照的是中外合资企业的政策，征收较高企业所得税，没有考虑合作的非盈利性。“理大是香港政府支持的非牟利公立大学，享有香港税务法律豁免所有税项。理大在内地办学却得不到内地高校的免税待遇，当中涉及营业税及所得税。”

　　他建议香港高校在内地办学的营运经费自负盈亏，若有结余，留在当地让教育科研持续发展。

　　这一点得到了与会人士的普通认同，李美嫦副秘书长也表示将加强与教育部的协商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