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天天喊减负，老师却称基础知识最重要，这不，才刚刚开学几天，“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就纷纷拥向书店，有的手拿老师列好的“小书单”，有的甚至向尖子生家长取经购书。尽管大多教辅书花哨封面的表层下包裹着相同的内容，尽管“一二年级不留家庭书面作业”的消息已经发布了近半年，然而，一场属于家长们的教辅材料大战还是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到底是谁在指挥教辅书的消费？有专家指出，现如今，素质教育的外壳下仍然包裹着应试教育的内容，这是教育体制短期内解决不了的矛盾。每年开学时家长们蜂拥去买教辅书，不仅成为一种习惯，更成了家长们迫切需要的精神慰藉。

　　“老板，还有没有五年级《数学黄冈小状元》？”一位学生家长拿着“书单”一进书店就直接问道。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随即走进下一个书店。近日，记者在银川商都书城遇见许多这样的家长，他们手拿写满各种教辅书名的小纸条，依据老师列出的书目“按图索书”。

　　“有三年级的数学同步训练吗？”“有没有四年级的语文题库？”家长询问之声此起彼伏，而书店的营业员也是忙得团团转。一位家长向记者抱怨：“孩子上课做作业要用，我们又要上班，只好抽空来买！”“今天语文老师要求买一本，明天数学老师要求买一本，几门课的课堂作业加上家庭作业，该得跑多少趟才能买齐呀！”

　　据了解，每年开学，银川许多学校都照例为学生开出教辅书单，虽然教育部门一再重申学校不得为学生购买教辅材料，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校早把这样的差事“转嫁”给家长，还曰：家长可自愿。家长陈女士说，与其这样还不如学校统一购买呢，这样折扣也多，家长也省得东跑西跑。

　　其中不少家长反映，老师列出的“书单”大多是一些与教材相配套的单元练习和试卷。有的老师为了省事，所布置的作业，甚至测验、考试题目都出自教学辅导书。一名六年级学生的家长说：“教辅书是买了，却又时不时地让放在家里，据说是为了躲避教育部门的检查，真是可笑。可话又说回来，不买辅导资料孩子每天拿什么做作业，难道每天就写几个生字词列几道算式吗？那样能应付得了题型越来越‘标准’的大小考试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学老师告诉记者，现在，教学质量只能通过分数的高低衡量，为了体现自己的教学能力，教师惟有通过题海战术来巩固、提高学生掌握的知识，因此也要求学生配备一定数量的教辅材料。“有时，我们的确会给学生推荐一两种教辅书，但家长们为了孩子考上一个所谓的名校，也会主动给孩子挑选大量难度较高的教辅书，这是老师所不能控制的。”

　　今年初，教育主管部门曾出台相关“规定”，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新学期除了三年级以上的教辅书热卖，那么，一二年级的学生是否需要购置教辅书？

　　近日，记者在银川回民三小、兴庆区高台逸夫小学等一些小学门口的书店里，遇到了很多自愿给孩子挑选教辅书的一二年级学生的家长。而这些针对一二年级学生的教辅书虽然封面设计上更趋于卡通化，数字少图画多，但种类却不亚于其他年级。

　　“都说一二年级的学生不留书面作业，可我也没见哪个一二年级的小学生闲着，书面作业虽然留少了，可考试却没有简单。我多买点题给孩子做做，没错！”在兴庆区高台逸夫小学门口的地摊前，一位正在挑选二年级教辅书的家长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表示，一二年级的孩子虽然小，但正是打基础的重要阶段，教材上为孩子提供的练习毕竟少之又少，而试卷上的题型较多，要是不借助这些教辅书上的习题练习，孩子考试时，看到试题根本不理解。现在，哪个家长不在意孩子的成绩？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当然可以不买，但是弱一些的孩子还是多练练比较好。

　　虽然有许多家长和教师热衷于教辅书的购买，但实验小学六年级数学老师郭雅却认为“一二年级学生的家长没必要给孩子购买教辅书”。她说，一二年级的孩子正处在养成习惯的阶段，家长应该与孩子多做一些探究性活动与互动，比如家长问问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事，孩子在向家长叙述的过程中就锻炼了他们的表述能力。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按单购书，家长们疯狂购买的教辅书，却并非货真价实，可这依然影响不了他们的热情。

　　在商都书城，据一些店主反映，《英才教程》、《状元及第》、《宾果豆豆》等十几种小学教辅书都是家长们较为青睐的。这些书的封面设计都十分精美，还印有卡通图案。多数封面上甚至还冠以“大全”、“宝典”、“指南”等名称。不仅如此，这些书还扛着“素质教育”的大旗，贴着“新课程”的标签，打着“状元书籍”的名号，来头可谓不小。但是，记者仔细对比了几本教辅书后发现，很多内容都是重复的，甚至一模一样，不少资料辗转相抄。而十几种有关高中文言文的教辅书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一道“看图中的尺子有多长”的题目甚至出现在三四本不同的小学二年级的教辅书中。

　　兴庆区教育局小学语文教研员宋老师证实了记者的发现。她说，目前，教材呈现多元化模式，拿小学教材来说，虽然有人教版、苏教版和北师大版3种版本的教材，但都是围绕着新课程标准展开的。出版商只是在编辑时采用不同的排版方式加以区别，以吸引中小学生的眼球。在编书时，一些经典的例题或者创新题型被不同版本的教辅书反复借鉴，因此，相同题目反复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教辅书中，也就不足为怪了。据一位从事教辅书经营的书商讲，市面上有三分之二的教辅书出自非教育类出版社，这些书籍全部由书贩一手操办，灰色利润高达50%以上，你说这样的买卖能不做吗？

　　那么，买这么多内容重复的教辅书对孩子有用吗？兴庆区教育局一位小学教研员认为，相当一部分拼凑出来的教辅书，不仅质量欠佳，也给学生和家长购书带来很大困难。做这样的教辅材料不仅不能提高成绩，反而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她提醒家长，购买教辅书时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购买，切不可盲目购书。

　　评论

　　班主任“有权批评学生”折射教育伦理困境

　　8月23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近日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予以解读。针对一些地方和学校出现的教师不敢管学生的现象，《规定》第十六条明确指出：“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自然，教育部赋予班主任“适当方式批评教育权利”这类的小修小补，其功效也就不会太大了。

　　教师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本来就是其天然权利。现在，这项权利经教育部一脸庄重的确认，反而给公众一些模糊的印象。比如：在此《规定》颁布之前，班主任对学生的批评教育岂不是一种未经授权的行为？此后非班主任老师有没有权利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最模糊的是，究竟什么样的“批评教育”算是“适当”的？教师和家长对“适当”尺度的不同理解，会不会带来一些麻烦？

　　孩子越来越难管，这是当前许多人的印象，而不单单只是教育工作者的感觉。对孩子的教育，本来应由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结合完成。但现在的情况却是这样：乡村的“留守学生”几乎完全缺失家庭教育；在城市，家庭教育大多数被异化为各种培训班、补习班的课外强化教育。

　　家庭教育的不正常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社会正处在快速转型期，无所适从的未成年学生，茫然的感觉尤为强烈。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在逐渐减弱，法令的威力经常被扭曲，功利性事件的负面示范作用又充斥在社会的各种场域。未成年且又未得到健全家庭教育的孩子，健康的社会教育，同样没得到多少。

　　这就把所有的指望都交给了学校。学校的教育本来就不是万能的，更何况，学校教育，还要受到身处社会场域的功利性考虑。升学率等各种各样的考核，逼得“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只能无奈选择教授课程这一狭窄的教育选项。

　　至此，以“百年大计”为口号的教育，其阵地面临着某种溃败。“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代，其个性又与当前教育模式几乎格格不入。于是，在体罚被逐出校园的同时，批评教育也被一同抛弃。甚至出现不论教师采用的批评教育方式是否妥当，只要学生因此出现一点问题，责难的口水立马会淹没校园。而未谙事理的孩子们，或许由此得到启发，“辱师案”也就频频发生，教育伦理也由此进一步陷落。以至于现在需要教育部来进行教育方式的常识性普及。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伦理来维系、调和、重建师生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难找。但要真正实现师生关系的“正常化”，还得从社会问题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现在面临的问题。首先要把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教育责任各自担负起来，这恐怕就是个难题。而教育体制的大环境，比如教育评价体制的深度应试化、商业化，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度权力化、政绩化，对教育主阵地——学校的不恰当影响，也给教育伦理的重建增加了重重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