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权威和普通被领导者的基本权益，都是碰不得的雷区。在经过了多年改革的现有高校管理体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只是个体的个性气质和道德素养。要想得到较好的“管理效果”，理想的选择竟然是“少管理”，看看那些有“管理强人”的地方，无不矛盾重重，难以为继。这样的管理模式的重点，在于某一层级的管理负责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蔡元培”。

　　2007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在其博客上发文，称“自己也许将不得不被迫离开人民大学”。在文章中，张教授直言，因为被其所属的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院长认定对后者没有“敬畏之心”，并打乱了院里在某些事件上的“部署”，因此，要将其“撤职”、“搞臭”并“赶走”云云。

　　类似的新闻，倘若发生在官场中，应是屡见不鲜的情形。在官僚体制曾在一段时期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科研机构中，自然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事件本身根本就没有新闻价值，更没有哪个天真的媒体，要幼稚地冲动一下，把这种事情当作“猛料”来大炒特炒。可是，时代变了，改革开放30年了，在人们的印象中，相较于奉行(并不断得到强化)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铁律的官场而言，大学及科研院所里的人文精神明显经历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生长。学术自由的理念与科研人员的独立性得到普遍认同，科研个体的基本权益保障，包括对其个性差异的包容也有了较大的改观。尤其是在教书育人的大学象牙塔内，一个教师，或学者，只要上好课，搞好科研，应该基本上可以高枕无忧，不必为了担心自己的岗位而看谁的脸色，大学里的科研人员的主要甚至全部精力，无外乎教学与科研两项。可如今，因为被视为对领导“不敬”(也许仅仅是双方的错觉或臆测，或者，仅仅是张教授的过于敏感？)，就要为自己的饭碗而操起心来。不知道当年荣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胡适之，是否会因为某位才俊对其失之敬畏之心而将其扫地出门？我们的大学，究竟是怎么了？

　　对于事件中涉及的具体情节，这里无意纠缠，更无意详细调查考证，真正的裁判官自有组织与客观的舆论来担当，这也应当成为问题最终解决的根本途径。但是，回想到近年来，在高校及有关科研院所内，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以及一些科研团队之间的矛盾激化的案例，层出不穷，其中对簿公堂的有之，互相进行名誉攻讦的有之，甚至于教授、博导们之间大打出手的也有之。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些文人书生，不顾君子之谊，不惮斯文扫地，而奋起相争？人文精神淡薄的根子还是在体制上。

　　——体制，还是体制，只有体制！一个内部本就充满了矛盾的高校管理体制，才是这些表面上的人际关系冲突的根本原因。

　　现有的科研院所里的领导负责制，沿用了官员选拔及任用制度，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一个校长、院长、系主任或研究所长，他(她)任职的合理合法性缺乏产权制度上的有力依据。这对其任职的权威和认受性，构成了“先天的缺陷”。跟很多设有校董会来选聘管理者的私立高校相比，是比较容易受到挑战的。因为在官员制度下，领导与普通教工都是国家官员，虽然级别不同，但除非渎职，否则，是不能随便赶人走，让人下岗的。现在很多科研院所，风行人事制度改革，在追求效率的口号下，强调一把手的权威，强调管理力度，在片面的科研量化标准下，不遗余力地为普通教工的工作注入危机元素，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半官僚、半私有企业性质的管理模式，而这些做法，对于公立科研机构来说，要在法理逻辑上得到支持，又是有些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高校出现的人事关系矛盾，处理起来，如果其中没有违反党纪国法情节的，往往是不了了之。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甚至公务分歧与私人恩怨之间，很难有一个清晰的了断。领导的权威和普通被领导者的基本权益，都是碰不得的雷区。在经过了多年改革的现有高校管理体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只是个体的个性气质和道德素养。要想得到较好的“管理效果”，理想的选择竟然是“少管理”，看看那些有“管理强人”的地方，无不矛盾重重，难以为继。这样的管理模式的重点，在于某一层级的管理负责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蔡元培”，能不能有包容的气度，和服众的威望，面向制度的管理，总是重归“人治”旧途，这确是体制的不幸，却又一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教机构管理的痼疾。

　　这个事件，反映了当下高校中的诸多问题，比如公平而高效的职称评比制度、民主管理风尚、个性自由精神等等，但是，归及一点，是人文精神的缺失，究其实质，在于管理体制的落后。(李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