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但是，这里所指的51300亿，仅仅是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也就是预算内收入。还有大量土地出让金、政府性基金作为预算外收入，没有记入这5万多亿之内。全部加起来，比重并不低。

　　有报道云：对于为何中国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没有达到4%，有财政部官员解释，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他举例说，据统计，去年全国财政收入51300亿元，占GDP的比重大致是20.8%，而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5%以上。

　　如果媒体报道时没有断章取义，那么，这个观点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其他国家相较具有一定的不可比性。表面上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但是，这里我们所指的5130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仅仅是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也就是预算内收入。而还有一部分非税收入虽然纳入预算管理，却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办法，没有记入这5万多亿之内。比如，常见的有土地出让金、政府性基金等。这一块收入的总量并不小。

　　在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的一般性预算财政收入往往只能应付日常运转，而建设性支出大部分都得依靠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因此，从财政收入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仅仅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很难推导出教育投入不足的结论。

　　在我国，如何提高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分税制改革和费改税的顺利进行，已经取得了改观。财政收入的总量跃上了5万亿的新台阶，国家对教育的支出总量也大幅度提高。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和速度，却始终没有跟上前进的步伐，不能不说确有很多制度性问题。

　　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眼中，政府也被看作是理性的经济人，政府的施政行为也是在各种约束的条件下，做出最优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可知，只有当教育支出的增长能获得相应的回报，政府才有足够的激励或动力来扩大教育投入。而就我国国情而言，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数十年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之低，难以想象。如果半公益性的高等教育支出都难以获得相应回报，更别说纯公共产品的基础教育的投入了。

　　再有，就我国的税制结构而言，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占据主体地位，在生产性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各级政府都可能热衷于投资和建设。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互补性较强的第二产业，比如，水泥、建材、钢铁和汽车等行业，都是纳税重点领域。我国个人所得税仅仅占到2007年税收总收入比重的7%，而在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我国的教育经费支出虽然增长较快，但比重却始终较低，尤其是基础教育部分很低。我国的税制结构并不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个人所得税制度也并不完善，征管难度较大、成本高。这样必然导致各级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的弱化。而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多数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所以对劳动收入的更高或更多累进的税率，鼓励了教育支出的增加。

　　当然，在中国人均收入仅1740美元的情况下，要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务之急，应当提高工人工资在增加值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放水养鱼，藏富于民。教育投资是百年大计，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长久动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偏废。(李华罡 中国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