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报深圳时评前天刊登了邓耀庆先生的评论《不要抛弃深圳大学》，建议有关部门全力协助深圳大学更上层楼。贵报4月7日深圳新闻《深圳制度创新应有更多建树》一文则指出，在此次深圳“两会”上，市政协委员杨子江建议允许香港大学来深圳办分校。笔者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大家分享。

　　允许香港大学到内地办学，邓耀庆先生所称道的苏州地区其实早就已经开始实行了。苏州港大思培科技职业学院，是香港大学SPACE学院联合苏州科技学院等苏州地方教育机构创办的，坐落于苏州独墅湖高等教育区。高教区短短几年来，入驻了多所国内外优秀的高等学校，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苏州研究院、苏州港大思培科技职业学院等。其中西交利物浦大学、复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研究生院正是中外联合办学的产物。

　　我们应该为杨子江的提案鼓掌。与苏州比起来，深圳的高等教育确实落后了，只是不知有关部门是否具有足够的紧迫感。

　　苏州没有世界一流的高校，中国也没有。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多如牛毛：对外，高校并不具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高校的发展往往是各级政府说了算；对内，高校行政化和官僚化严重，学生和教师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学科设置也有问题，培育出来的学生不具备基本的职业技能和公共技能。上述问题在苏州同样存在，由此来看，虽然苏州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确比深圳先进，可是深圳应该学习的不是苏州，而应向世界一流高校学习。

　　邓耀庆先生说，不要抛弃深圳大学，由于历史原因，要重视政府的作用。这话不错。但是，如果我们以全球化思维去分析，就会发现：抛弃了深圳大学又能怎么样？斯坦福大学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里，美国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多少拨款，也没有给太多特殊政策。作为一所自负盈亏的民办高校，它却发展起来了，并且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水平。靠的是什么？靠的不是政府给钱和给政策。如果说有政策，这个政策就是不给任何政策。让高校自主发展，不浪费纳税人的钱，政府安心做一个称职的守夜人，这才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健康之道。

　　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如果政府的公共财政很有钱，相对其他花费，两害相权取其轻，笔者希望有关部门把这部分钱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也不仅仅是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和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很重要。可是，如果财政拨款的结果是加强了高校对政府的依赖，促进了高校的行政化和官僚化，降低了高校自我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笔者宁可希望政府不要给高校一分钱。中国教育的现状已经表明，高校发展最大的威胁，不在政府不给钱，也不是学校没钱花，而是民主法治的核心价值在高校发展中的严重匮乏。

　　笔者期待，有朝一日，深圳市政府能告诉高校：政府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从此以后，你们的发展要靠自己努力了；至于和香港大学、还是和哈佛大学联合办学，那是学校自己的事情，只要不腐败，像个教育家那样去办大学。那个时候的深圳高等教育，无需鼓吹解放思想和制度创新，更无需期待有关部门学习苏州、无锡、扬州、镇江这几个教育发展落后城市。□沈阳(民间学者，现居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