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海南的这两起“克隆”期刊案，让人惊讶，但又不觉太过意外。

　　目前，无论是幼儿园教师，还是大学教授，要评职称，都有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再加上一些高校明确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才能拿到学位，由此导致学术刊物极为抢手。压力之下，很多教师陷入了论文焦虑，不少教师为写论文、发论文绞尽脑汁。如此情形，不法分子可以轻易得手，也就十分正常了。

　　发表一篇教育论文，与这名教师实际的教学水平之间，究竟有多大联系？尤其是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更应强调教学实践。强调让中小学教师写论文，体现了教育管理者的“理论崇拜”观念，营造了教育教学界理论研究“非常繁荣”的表象。但说实在话，一些花钱发表的所谓论文，不过是完成任务的“注水论文”，价值不高。

　　我也注意到，“克隆”期刊案之后，海南出台了新办法，论文发表不再作为教师评职称的硬性条件，申报者可自行选定代表本人教育教学研究水平的一篇论文参加鉴定，论文代表作发表与否不限。这一办法，可以理解为对过去不合理论文要求的校正。但能否起到实效，还有待检验。

　　按照新办法，教育教学论文仍旧是教师评职称的主要材料之一，因此，谁也不会对论文等闲视之。而“发表的论文”与“未发表的论文”在“鉴定”时，是同等对待、只看论文本身质量？还是区别对待、普遍认定发表的论文质量要高于未发表的论文质量？这显然是一个难题。如果不同等对待，势必引导大家继续争取发表论文，新办法也就换汤不换药；如果同等对待，谁来保证论文鉴定的公正与客观？发表的论文，不管怎样还有审稿、出版规范要求，而未发表的论文的鉴定，则对鉴定专家的权威性、公信力提出极高的要求，人们有理由质疑在论文鉴定中，出现新的权力寻租问题。

　　既然教育部门已经放宽了论文发表要求，只看论文，不在乎论文是否发表，那么，何不更进一步，重新围绕教学实践，设计可以评价中小学教师真实教学水平的评价体系呢？如此才能引导教师重视课堂教学，而不是争相去做“论文教师”！(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