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口号大家都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笔者现在思考的是媒体改变命运。当然，媒体可以改变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命运，但能不能改变一群人的命运，这就是未知数，需要整个社会给出答案。比如说“苞谷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近来，许多媒体报道了贵州省罗甸县班仁乡金祥村油落小学李兹喜的事迹。这位集校长、教师、勤杂工等多种角色为一身的代课教师，在2007年9月份以前，长达11年的教师生涯中，每年的报酬仅仅是365斤苞谷。按当地市价，这份“年薪”不到300元。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李兹喜只能拿着编织袋去借粮食。几岁的儿子常在半夜里饿醒，哭着说“爹，我要吃饭”。两年前，有媒体开始报道，于是各种荣誉来了，当地财政从2007年9月开始每月向李兹喜发放600元生活补助，但他的身份仍只是个代课教师。而且在当地，70名左右的代课老师中，只有李兹喜和另外一名教师享受到了每月600元生活补助的特殊照顾。“其他代课老师的情况，可能跟我以前一样。”面对记者，李兹喜如是说。

　　如果说，贵州穷，那么广东不穷吧。今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称代课教师网上留言“血淋淋”，连续四次做出批示要求研究解决代课教师和教师待遇问题的办法。

　　许多人从李兹喜的身上看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但说句老实话，笔者看到的却是一种悲哀，因为理想主义的苦行僧非乡村教育之幸，它折射出诸多的不公平。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肩负着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基础教育任务，是我国教育队伍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满足贫困地区许多教师的温饱权，生存权，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才能谈得上教书育人，这是有关地方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在许多地方热衷于搞什么这个“广场”那个“城”式的政绩工程时，我们有理由追问：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真的把教育当回事了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真的成为了一些政府和官员的执政诚意吗？

　　马丁•路德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生活中，“苞谷老师”可以改变孩子们的命运，但谁来改变他们的命运。

　　但愿以后这样的新闻少些、少些、再少些。(小马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