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10月，对于教师职业而言夹杂着一丝悲凉，发生在山西和浙江的两起“弑师案”引发社会对于这一职业乃至教育本身的深刻反思。针对备受关注的教师受害案件，昨天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负责人表示，政府、社会和教育工作者应积极采取措施，切实保护教师安全。另外，教师正当使用的惩戒并非对学生的体罚，不提倡迁就学生一切行为。

　　(10月28日《北京晨报》)

　　这是教育部对教育惩戒权的第一次明确表态。若干年前，一场素质教育的东风，将“赏识教育”、“激励教育”等人本理念推向教育一线。这本是一件好事，奈何矫枉过正，将基础教育异化为“只说好话的教育”、“丧失了惩戒维度的教育”。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名23岁的年轻教师倒在16岁学生的刀下；10月21日，浙江丽水市缙云县盘溪中学，一名31岁的女教师去做家访时被学生掐死……这些的确属于极端个案，但其折射出基层教育之弊却值得我们深思。

　　我也曾在中学一线讲过课，眼下教师对学生的共识似乎只有一个：越来越不好管、越来越不敢管。这当然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学生的权益意识空前高涨，约制了教师过于自由裁量的空间；另一方面，面对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老师也越来越没辙，轻则“离家出走”，重则被告知媒体或诉上法庭。管，则意味着无限的风险；不管，则意味着教育质量下降。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中国基础教育就呈现出这样一种诡异：学生在老师的迁就中处于不管或者少管状态。

　　其实，任何权利都具有双面性，正如菜刀同样可以杀人一样，对教育惩戒权的谨慎，也是担心教师滥用而侵害学生权益。但是，任何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目标的达成都需要相应的秩序作为保障，惩戒作为达成秩序的一种方法，是必要的教育手段和有效的管理方法。一个在课堂上破坏纪律的孩子，若放任不管，损毁教师威信不说，也伤害到其他学生的受教育权。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可能存在违规行为的角度来看，赋予教师惩戒权是必要的；从国家、学校、教师、学生及其家长之间复杂的教育法律关系来看，教师作为国家教育职能的直接执行者和家长监护权的委托者，对学生进行惩戒具有合法性。因此，教育惩戒权更多的是“权力”，而不只是“权利”，是特定主体的职业行为。对这种权力的剥夺，必然导致相应责任与义务的缺失。

　　“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在美国，学生违反了规章制度后，不仅可能受到纪律惩处，还可能遭受体罚、罚多少天不让上学等；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公布过“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明文规定教师可在规定范围内对违反学校规范的学生进行体罚；英国虽然没有关于惩戒权的具体规定，但在体罚学生方面，一些地方有具体要求，譬如用鞭子或皮带必须是经过认可的标准，必须备有惩罚记录，鞭打男生臀部不得超过六下等。

　　教育惩戒权归位的意义，远不止保护教师人身安全这么简单。教育部的表态虽然有点迟滞，但毕竟代表着教育主管部门的认识，接下来，如何把教育惩戒权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仍需要可操作性的细则规范。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