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0月以来，连续三起“弑师案”震惊全国：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23岁的班主任郝旭东，被自己的学生李某在教室内连捅四刀身亡；10月21日，浙江丽水市缙云县盘溪中学31岁女教师潘伟仙，在与本班学生丁某一起赴丁家家访途中，被丁某勒颈而亡；10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43岁的教授程春明，被本校学生付某用菜刀砍死在讲台上。

　　虽然缘由各不相同，但三起命案如此集中、如此惨烈，以致人们不得不问：学生怎么了？教育怎么了？

　　10月28日，教育部有关官员就山西朔州、浙江丽水的两起“弑师案”提出，政府、社会和教育工作者应积极采取措施，切实保护教师安全。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教师正当使用的、恰如其分的惩戒不属于对学生的体罚，不提倡对学生的一切行为都给予包容，甚至迁就的做法。

　　就一般道理而言，教育部官员表达的观点当然不错。对于受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宽纵与苛责一样，都是教育的失措和失职，并可能造成学生心灵不同形式的扭曲。但检视教育部官员所针对的两起“弑师案”，两名施暴的学生中，一人留下“死亡日记”，其中把自己描述为“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并自认“我的人生毁在了老师手上”；另一名学生勒死老师的原因，居然是惧怕老师家访后，家长会对其进行指责和惩罚。惧怕、自责，及对包括家长、老师在内的外部环境的抵触和不适，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具体成因，似乎与教育部官员所指出的“对学生的一切行为都给予包容，甚至迁就的做法”恰恰相反。至于教育部官员话音刚落，便发生在政法大学课堂的学生砍死教授案，其情杀或仇杀的传言虽然未经最终证实，但与老师的宽纵没有因果关系，却是一定的。

　　既如此，即便“教师正当使用的、恰如其分的惩戒”不被视为体罚，并可能有助于矫正目前存在的教育方法的失措，却也不是反思“弑师案”背后的教育缺失的正确角度。

　　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月时间内连续发生三起“弑师案”，确有一定的偶然性，尤其不能就此形成带有统计意义的结论。三起命案的不同情节和缘由，也提醒舆论应重视教育现状和其成因的复杂性。否则，若仅根据学生李某的“死亡日记”，便得出老师应当对学生更加放松教育的结论，就可能与教育部官员的结论，陷入同样的粗率和片面。

　　教育从来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孤立地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存在的诸多矛盾，必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教育观念的冲突、混乱。尤其是当来自西方的教育观念，跟随现代化潮流涌入刚刚在转型路上起步的中国时，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冲突，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伦理矛盾，管束式教育与自由式教育的对立，使社会、家长、学校、教师都无所适从，遑论被动承受着所有矛盾和冲突的学生。

　　尤其是在这种混乱失措的背景下，教育成功的标准，又被单一的升学目标所替代，则那些集中了最多矛盾因而最为彷徨的学生，恰恰被教育所忽视而沦于边缘。对于那些置身边缘学校、边缘班级的学生，无论严管或者宽纵，都已经很难再起到本来的作用，甚至可能在学生身上引发无法预料的反应。就如山西、浙江两“弑师案”都令人意外和吃惊一样。

　　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教育部和学校不是教育的单一主体和责任人。至少在山西、浙江两起“弑师案”中，学生、家长，都负有一定的责任。社会、家长、舆论，都应该改变对教育部门的简单指责，共同探讨如何找到能够适应复杂现实的教育方法，努力尽到各自应尽的责任，将更多的孩子从扭曲的灵魂折磨下解救出来，也还教师一个尊严、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清朗、安全的职业空间。(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