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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10月初，国家教育部发文要求全国大中小学生开展冬季长跑，时间半年。这一要求招致不少社会批评，但批评归批评，活动照旧进行。不过，组织这一活动的一位官员近日在《羊城晚报》上对舆论批评作出回应。针对为国庆60周年献礼的长跑政治化(这也是众多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该官员一边表示“我们反对‘去政治化’倾向”，一边又说：“我们提的是‘祖国’，没有任何政治意味。”我不知道这两种说法摆在一起，是否叫自相矛盾。

　　本来，锻炼就是锻炼，如同吃饭就是吃饭，有关的就是自己的身体。给它打上与其无关的政治色彩，无论国庆，还是其他，烦不烦呢。不，反对去政治化的官员很郑重:“我们认为，如果每个孩子能认真锻炼、认真地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也就是在为整个国家负责，孩子为国家负责而做的努力，为什么不能说是为国庆献礼呢？”这样的表述够政治，它所潜含的政治观念也让我够吃惊。

　　如果孩子跑步是锻炼，这样的表述到此为止足矣，即“每个孩子能认真锻炼、认真地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善莫大焉。但，问题在于延伸，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孩子为自己负责，就是为整个国家负责。它所隐含的问题是:孩子对国家负有责任吗？进一步，孩子和国家，谁该对谁负责？

　　在我看来，孩子在任何意义上，都不需要对国家负责。这里需要指出，该官员在解释长跑活动时，一会儿是国家，一会儿是祖国。这是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这里需要辨明。很清楚，这次长跑是为国庆60周年献礼，因此这里的“国”指的是1949年开始建政的共和国。它和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祖国，有着内涵上的交集和差异。就差异而言，土地意义上的国家是英语中的country，而制度和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国家，在英语中是state。如果“祖国”这个概念可以没有政治意味，它是自然性的；那么，state作为国家，它恰恰是政治性的。这里，献礼的对象既然是state意义上的国家，那么，我得告诉这位官员，孩子不需要对国家负责，相反，倒是国家需要对孩子负责。

　　在对待孩子和国家的关系中，责任主体无疑在国家不在孩子。国家是一个权力对象，孩子则是权利对象。在现代国家中，权力有义务对权利负责，权利，尤其是孩子的权利却没有义务对state这个国家负责。这里的关系不应颠倒，亦即state不能也不应向孩子提出任何对它负责的要求，倒是孩子有权利向它提出对自己负责的要求(比如，我不要在一震就倒的教室里上课，我不要吃三鹿奶粉)。国家(state) 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未能尽职，权利(孩子的和成人的)还有权利向它问责。

　　可是，在这位官员的观念中，孩子似乎是有责任的。长跑就是他为国家负责做出的努力，而且是献礼。其实，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课业和身体情况，为自己长跑或不跑，他并不需要为国家跑。此即他如果身体健康，就是自己身体健康，并不同时显示他是为国家负责(难道孩子身体不健康，就是对国家不负责吗)。如果一个人干什么都要联系上国家，犹如过去那个年代，身体居然是革命的本钱，这种“泛政治化”的倾向，不宜提倡。它无形中把国家变成了主体，人(孩子)反而成了工具。

　　另外，如果选择把长跑作为孩子的献礼，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倒过来，让国家给孩子献礼。在我看来，国家庆祝之际，权力者本该想办法代表国家给全国的孩子献上一份厚礼，因为他们是明天。然而，我们的教育权力，却要求全国孩子给国家献礼。殊不知，state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权力对象。关系于是清晰，本次长跑，是国家教育部动用手中的权力，让全国学生用长达半年的跑步，向作为权力对象的国家献礼。这是权利向权力的献礼，而且是出自权力本身的意志。

　　好了，现在我既不想说权力，也不想说国家，我只想说成人。我觉得我们这些成人，特别是握有权力的成人，往往成人不成器。孩子的书包减轻了吗，应试的状况改变了吗？如果这些都没有，指令式的长跑，而且半年，难道不是加重负担？真想告诫那些成人，别再向孩子提什么要求了，多想想我们为孩子做了些什么吧。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教室原因查明了吗？那些离我们而去的孩子瞑目了吗？让孩子得肾结石的凶手全部落网了吗？那些患病的孩子得到应得的补偿了吗？

　　2008这一年，我们成人世界，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了。(文/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