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阅读:华东政法教授上课批评政府 被告发为“反革命”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于11月24日的博客文章中透露，两名女大学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检举他在上课时有批评政府等内容，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对此，杨教授本人感觉“可悲”，坊间舆论更是莫衷一是。

　　课堂，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公共空间。教师的课堂话语具有理性蕴藉的内在品质，应属毫无疑问。但显而易见，教师若非滴水不漏地照本宣科，愿意阐发自己一己之观点，则学生们未必全盘接受，他们有说“我不同意”的权利。但闹到“我告状”的地步，从而让学术自由问题溢出意见表达的边界成为一个司法问题，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哀。

　　大学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就其本义而言，与其说它是一个机构，毋宁说它是社会理想的承载物。从此出发，大学课堂理应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课堂语言固然应该审慎，但其更应不失“纯真”地直陈现实病灶，为未来标定方向。其中的“批评”词汇总是难免的，只要不失去分寸，理应得到谅解和宽容。

　　遗憾的是，我们对大学的理想主义信念是那么的薄如蝉翼，以至于连教师在课堂上批评中国文化都成了罪状。不知是出于怎样的愤怒，两个女大学生竟把老师的上课内容告发给警方，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学的理想主义危机首先就表现于学生的落寞。至少在这两位女大学生的心目中，大学是不可以遗世而独立的，大学课堂也是充满了禁忌的。这种自我规训，掏空了大学精神内核，更让知识自治的传统放逐于旷野。

　　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形成和存在，显示的是大学相较于世俗社会的矜持和高贵，表达的是大学对自我治理的满腔自信。从某种理想维度出发，如果学生与学校或者教师之间出现纠葛，学生眼中的最高裁判者应是穿着学袍的亚里士多德而不是世俗权柄意义上的包青天。尤其是有关知识的纠纷，最好在知识团体内部解决，动辄诉诸国家机器，既是对大学价值的伤害，也是对民主素养的反噬。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在游戏里服膺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规定的犯规行为。”而就此事来看，我们的大学生对大学的内部裁判权所知甚少，既没有敬畏也没有悲悯。他们轻易置弃了知识自治的传统，对世俗的权柄心向往之，完全忘却了这也正是对他们自身权益的伤害。(张若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