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广东高校辅导员也可评教授职称”的消息在各大高校掀起轩然大波，不少校领导和专业教师对此表示不理解、不认同。日前，广东教育厅副厅长李小鲁就此波澜“发飙”，痛批高校五花八门的错误教育观念，指出高校不应以科研为中心，应以育人、以学生成才为中心，并由此重视辅导员工作，还宣称：“我要向有糊涂观念的校长、校领导挑战！”(12月28日《新快报》)

　　大学的核心功能有三：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大学的教育，知识的传授并不比中小学属常识性、普及性，而注重学术上的研究、发明、创新，——所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问渠难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所以于学生也是注重其独立学习、研究、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教学相长”。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而今，何以诸多高校“以科研为中心”，重科研，轻育人，将二者割裂了呢？李副厅长单“发飙”指斥一些校长、校领导“观念糊涂 ”，我却还不信服，以为失之浮表了；若果真“糊涂”，怕也坐不到校长、校领导的位置。缘由何在，恐怕还得从体制层面加以考察。

　　其一，所谓现代大学，本是舶来品，因考量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设理学院；考量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设社会学院；考量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设人文学院——非具其中至少两院，则不足以“ 大学”称；等而下之则为独立学院、高等职业或技术学校等。而二者之间，又当是泾渭分明的。蔡元培先生当年初掌北大即开宗明义：“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清华梅贻琦先生同样是称：“造就通才……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一曰大学之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大学一解》)。但是由全国政协委员、原文化部长，在东南大学呆过23年从教师做到校长的刘忠德先生曾做的访谈——“扩招并不成功，合并学校也是不成功的……严重破坏了教育结构。比方说咱们国家应该有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有重点院校、一般院校。另外应该有职业教育，应该有中专、大学的职业教育，(院校合并)把整个(教育结构)都破坏了。”“它(东南大学)跟江苏交通专科学校合并，合并以后专科不招生了，也变成东南大学了……还有最可笑的是，南京地质学校，中专，地质学校跟一个重点大学合并，它也不招中专生了，成了重点大学了……”(06年9月16日《南方人物周刊》)中，自可见出：启动于上世纪末的大举扩招、院校合并，引致的今日之局面即诸多大学纯系“滥竽充数”，有大学之名却只高职、高技之实，挂着大学“羊头”，却卖着高职、高技“狗肉”，上而不能上，下又不能下，定位的错乱，不可避免的带来价值的迷失，方向的偏差。

　　其二：即在于屡经诟病的“大学官场化”，学术、教育行政化，说白了即是“外行领导内行”。在“外行领导内行”之下，自然催生出种种量化考评机制。论文几何？著述几何？一一入“格”，一目了然；至于含金量如何，是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倒是无关紧要，由此带来的即是学术泡沫化、低水平重复充斥；而教书育人绩效如何，全在同行及学生评价，又难以进行“量化”。这就是从清华“出走”了的陈丹青教授所称的“一格一格降人才”了(“我们常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可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啊！”)！而在如此量化考评机制的驱动之下，自然是“作而不述”者得宠，“述而不作”者迅即被边缘化。 2005年曾引发舆论热议的讲课深受欢迎、深得学生爱戴的上海交大讲师晏才宏因没论文至死都没评上副教授的事件，即是一个典例。所以，即或民国年间的名教授、国学大师黄侃先生，虽满腹经纶，学问渊深，但却“述而不作”，——其有名言“五十岁前不著书”，却偏五十之年去世，若生在斯世，怕也唯徒叹奈何而已！纵然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同样是出了名的“述而不作”，一部《论语》也是门人对其言行的记录，放在今天，恐怕也将是要谋一教授职位而难得的了！作者：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