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上的学生又稀稀拉拉了。就像北方大旱田间的麦苗一样，就像金融危机下南方工厂开工不足的车间一样，这是一种让人感到焦虑的稀疏。记者调查发现，专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学校福州山越小学开学时注册学生不到1100人，比上学期的1400多人少了300多人。流失的孩子到哪里去了？据说，或者暂时呆在老家农村，或者随父母异地打工去也。(《中国青年报》2月11日)

　　孩子的异地流动，或者暂停流动，大概是这一轮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经济社会的一朵小小浪花吧。既然上千万的农民工纷纷失业，滞留乡间或者被迫转战异地，那么，他们的子女也就只能随之变动不居、四处流浪了。这既是他们的身份约束所决定的，也是变化社会中冰冷坚硬的城市挤出效应。这种状况可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持续，然而，流浪注定就应该是农民工子女的童年吗？

　　城市的挤出效应往往更多或者更强作用于边缘人群，经济的限制，身份的制约，进城农民工子女虽然在城市里边生活学习多年，亦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且，物质生活的困顿，往往与精神世界的孤独、偏执伴生，几种因素相互交织、强化的结果，使得原本被迫流动的人群更加习惯流动，成为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人生经历。由此造成的精神荒芜，已经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当然，这些年来，我们每每见到政府消除此种效应的努力，取消农民工子女借读费，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等等，只不过，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改变的大框架下，仅仅是“教育帮助”远远不足以使他们成为城市新市民，也就不可能使他们改变其浮萍一般的命运。水落则石出，此番金融危机一来，农民工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纷纷返乡，以往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努力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可见，如果不尝试着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壁垒、二元管理的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流浪命运就不会终结，地方政府出台的种种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善政就只能是小修小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有第一代农民工为之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们的子女理应在城市里边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不仅仅是这一人群的权利使然，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土地一年都不能干旱，一代人焉能顺其自然地在流浪中荒废？

　　正月十五一过，无比壮观的春运就快煞尾了。然而，在连接城市和乡村的各种道路上，依然奔波着千千万万的打工者和他们的子女。年复一年，这些流动的孩子大体上就在路上、在日见破败的乡村和越来越光鲜的城市之间度过着他们的童年。当从乡村通向异地的目标越来越不确定时，流浪也就越来越呈现出沧桑的一面。流浪到远方，于他们而言，不只是一种人生的浪漫，更是没有终点的跋涉。

　　一叶知秋，透过孩子这滴水珠，我们看见了一部分中国人的真实人生。我想，这里边决不是短期困境的放大，也不是个体福利的暂时缺失，而是关系到未来社会是否和谐的根本大计。一个建立在流浪少年的基础之上的生活教育环境，究竟让谁感到悲哀和恐惧？在诗文中，在歌咏中，流浪固然可以呈现让人向往的美丽，但流浪不该是同样是祖国花朵的农民工子女注定的童年。(涂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