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新年伊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不少关心教育的人士纷纷建言献策。我也想提一条意见：现在是公立大学和公立高中降低学费的时候了。

　　毕：我赞成。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教育费用最高的国家。上学贵、看病贵、买房贵被称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近两三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免除了。但是因为高中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60%，大学的毛入学率也达到23%。一些低收入家庭，因为孩子考上高中、大学，欠债累累、不堪重负的情况令人不安。政府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

　　梁：前些年，曾经以“知识改变命运”来号召人们重视教育，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大学。的确，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的孩子只要考上大学或者中专，就跳出了农门，改变了命运。但现在高等教育已经告别了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自谋职业。去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超过100万人，今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即使大学调整专业设置，让教育尽可能适应市场需要，也解决不了就业难的问题。那些出身寒门的毕业生，父母缺少有力的社会关系，在空前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求职难度更大。如果是贷款上学，找不到工作，或找到工作却工资很低，仍然无力还贷。在这种格局下，再拿供孩子上大学一本万利的说法忽悠老百姓，难免惹出麻烦。

　　毕：接受高等教育，本来是公民的权利。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也是国民教育系列的一部分，不应看做纯粹的投资消费行为。大学的基本职责之一是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公立大学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本身具有某种公益性质，理当给穷人和富人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如果学费高到一般工薪阶层都不堪重负的程度，就超过正当的限度。这种状态，不应当长期维持。

　　梁：世界多数国家的大学都具有公益性质。公立大学对本国公民不收学费或少收学费则是通例。甚至一些国家的私立大学，也能在政府和社会资助的前提下，对本国公民求学实行低收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前40多年上大学不收学费，农村来的学生基本上都能享受助学金。但当时的入学率过低，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大学。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学开始扩招，同时开始收费，一开始是几百元，很快攀升到四五千元以上，有的三本院校，每年学费高达一两万元，还不包括吃住。穷人上不起大学的现象再次重演。如果说，前几年财政紧张，不能支持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大学收费有其不得已的理由，那么现在这个理由已经不复存在了。

　　梁：这些年国家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一直在增加。但这些钱做了不少锦上添花的事，大楼盖得不算少，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入也不算少，教授的待遇不低了。社会的感受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大学行政机构支配的资金越多，造成浪费的可能性越高，引发权力寻租可能性越大。我的主张是，财政增加教育投入，应当优先用于雪中送炭。应当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的基础上，向两头延伸，一头是学前教育，一头是高中和大学，这两头都应当逐步减免学费。即使不能一步到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里面应当包括一个时间表或路线图，把公立学校的收费降下来。哪怕每年降10%，用5年时间降到合理的水平，也让老百姓有一个盼头。

　　毕：如果各类公立大学一起降低学费有困难，也可以先免除师范、农林等国家应当优先鼓励的专业的学费。让学生念书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公立学校，理当承担这样的功能。当然，民办学校或者私立学校可以保持市场机制，有人愿意花钱上，政府不必过多干预。(梁子民 毕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