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疆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引进“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用以检测毕业论文。人们把这一系统称之为“学术不端行为测谎仪”。但其准确性和科学性却引发不少师生的争论。据介绍，这个检测系统会将文献综述部分、正常引用部分自动剔除，剩余部分只要有10%相似，就将视为抄袭。(4月22日《中国青年报》)

　　“为防止‘造假’专门制造了这个‘检测系统’其实是很可悲的”。对此，新疆大学的一位研究生这样感慨。相比于一些师生围绕“学术不端测谎仪”准确性和科学性所进行的种种争论，这一“其实很可悲的”的评价，无疑更加直击和切中问题要害。

　　“学术不端测谎仪”为什么“很可悲”？当然并不悲在反对学术不端、制止论文抄袭上——这既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也不悲在这一“学术不端测谎仪”判定抄袭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上——认定论文抄袭，标准严格苛刻一点，不算什么坏事。而真正可悲就悲在：它折射和隐喻了一个十分令人痛惜的学术生态状况——在当今学界，学术不端、论文抄袭现象是如此的无所不在、防不胜防，以至于需要有关部门不得不煞费苦心制造这么一个机器来加以挽救。而端正为学、至少拒绝抄袭剽窃行为，不是一项最起码的学术底线规范吗？

　　其实若深入剖析，我们会发现，“学术不端测谎仪”所透出的“可悲”，还不只是学术不端、论文抄袭普遍存在，更反映在我们反对这一现象的治理思路、途径和方式上——将原本是学术制度构建上的问题，简化为一个技术问题，指望依靠一台“测谎仪”，便能解决制度缺陷下产生的腐败局面，岂非过于天真了？

　　由此，不能不想起近年来，在公共治理领域不时出现的技术反腐招数——如以GPS来对付公务车腐败，以公务卡来治理公款吃喝等职务消费腐败等等。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技术反腐招数全无价值，一点反腐作用也起不到，但在许多根本性的反腐制度还没有完善起来之前——如公共财政制度、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公共权力充分制衡的制度，这样的技术反腐手段的效用，显然是有限的。更麻烦的是，如果我们一味汲汲于这样的技术反腐，将反腐的希望和出路都寄托于此，那会在无形中遮蔽了我们对腐败根源的正确认识，进而误入反腐的歧途。

　　就本质而言，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其实也是一种腐败，具体的腐败载体稍稍不同而已。那么其根源也只能是制度欠缺使然，而不在于技术的缺乏，因而，反腐的出路也只能从制度的完善和健全以及相应的矫正和祛除着手——比如矫正和祛除目前过于倚重数量的学术评价体制，去努力构建一个真正符合学术自身规律和特点的学术评价考核体制，再如矫正和祛除长期以来过于行政化、以行政权力衡量学术成绩的学术管理体制，构建一个真正能充分体现学术独立、满足学术自主自治需要的学术生态和环境秩序。(张贵峰 作者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