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振宁先生曾经获得的科学成就，我一向很敬重。但杨先生回国以来屡屡发表的溢美之词却让我感到不是滋味——一个科学家应该是中立客观的，虽然他有赞美的权利，但如果只有赞美没有批评，则意味着他很可能只是选择性地看事情，他说的话便更像是基于利益的选择性表达，虽然听得顺耳，但基本也只是些废话。

　　如今的杨振宁恰恰让我有这样的印象：诸多溢美之词，没有给国家和社会提出建设性意见，更不用说利用自己的学识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批评与建议了。不妨来看看杨先生回国后的一系列言论：先是对国内大学一通夸奖，说其教学质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大学；然后再缺乏根据地预言，中国20年之内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昨天，他又夸起刚刚投入使用的国家大剧院来，称其堪比悉尼歌剧院。

　　看来，科学家杨振宁到了国内，已经不晓得如何科学地发言了。否则的话，怎么解释他回国后在公开场合尽挑好听的说呢？别的不说，就说中国的大学教育吧，大规模扩招之后，大学教育质量的滑坡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连教育部官员也公开承认，“现在的本科生也就相当于以前的专科生水平”，真不知杨老先生又是怎样得出“超过美国”之结论的。

　　关于“20年内获诺贝尔奖”，让他猜着了也不意味着他有先知能力，猜不准，20年后，较真的人们估计也找不到他人了。最后说一下国家大剧院，它的建筑风格是否符合周围古色古香的环境，也是一件有着很大争议的事情。就连杨振宁自己也承认，在他所在的清华大学，对于国家大剧院就有“极端反对”和“极端赞成”两派。这样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建筑，杨先生居然说“虽然我还没有进去过，但从我现在看到过的照片来说，我认为国家大剧院堪比悉尼歌剧院”。还没进去，仅凭照片就能作出惊人之论，不知道杨先生是否已经忘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准则。

　　杨振宁说了这么多好话，虽然没什么营养，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了很开心的。比如教育系统的官员们，比如大剧院的设计者们。当然，让一部分人高兴起来，难免会加深人们对他本人获益的想象。

　　杨先生当然有他表达赞美的自由，但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当年的中国，说好话的学者遍地都是，能秉持学术良知，对社会现象提出批评和建设性意见的却少得可怜。作为曾经的诺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似乎更应该带头坚守科学的责任，而不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影响舆论。(君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