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政协近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透露，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有人说，这是过分崇拜做官了，是“价值单一化”。

　　无独有偶，眼下有个地方正在发动思想解放，当地领导发现企业家也热衷于从政做官，于是呼吁企业家克服“官本位”思想，安心做企业家。按照以上思维，教授与企业家争着做官，乃是思想观念落后，是受了中国传统做官思想的流毒。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是破除旧思想，拾起新观念。

　　深圳一直是新思想的生长点，是新事物的温床，引领中国历史潮流三十年。现在居然一个处长职位有40个教授争，如果我们指责教授们思想陈腐、观念落后，那就不知中国还有哪里观念先进了。其实，所谓官本位思想，说到底也不是一种思想或观念，而是一个“生活小常识”。做官即能发财，自秦汉迄于今日，这根本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利益驱动。

　　当然，不排除做官在中国风光几千年，积淀成一种崇尚做官的思想观念、文化心理。回忆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机关收入菲薄，从商则来钱快而多。那时候，人们崇尚进“三资”企业，时兴去广东海南创业。大学毕业生不愿进政府机关，大小官员纷纷下海经商，试问当年官本位思想在哪里？争官人数之多寡，正是官职利益大小的风向标。

　　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职位，有人断言，这是一种“学术与官位严重倒挂的现象”。教授与官员相比，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财富地位，都居于下风。而解决的办法，是让从事学术的人也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也能获得必要的名利。听这话，中国社会似乎大大亏欠了教授，所以将来要给他们更多名利，以补偿其损失。

　　亏欠了教授，这纯属想当然。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收费占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名列世界前茅。高校连年大兴土木，已建成世界上最豪华的校园。既然有钱建世界上最豪华校园，而且每年继续高收费，教授待遇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在大学做教授，现在要名有名，要利有利。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职位，这只能说明，处长职位能够得到的利益远高于教授。社会并没有亏欠教授，而是做官利益太大，比教授所得更大，属于暴利性职业。

　　做官的利益到底多大，相比教授差几何，并无公开而可信的数据。但教授自有他们的拿捏，比如可以合理推测，没有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的权力总是油水多多，这已被诸多反腐报道证实。教授与官员们打交道不少，处长给教授一个科研项目，教授让处长读个硕博学位，也时而有之。其他如官员坐公家豪车，享公家酒饭，自不在话下。就是在校内做个院系或部门负责人，掌握了部门资源，也是“牛”得不行。

　　破除官本位思想讲了多年，迄今未见成效，而且官本位有愈演愈烈之势。思想不难破除，观念可以转变，但如果做官的利益诱惑还在那里，人们就有的一争。连企业家都想做官，更见出其中利益巨大，决非虚言。破除官本位，关键还是斩断官职与肥厚油水的关系，这涉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只有没有油水的官职，才不至于颠覆企业家和教授的自我职业认同。(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