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云南大学新闻系学生主办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本部校园“对外开放”》的报道，报道中说：“本校熊庆来、李广田故居门口，添了块新牌子——昆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筑，它标志着两校长故居正式入选昆明市第一批新办博物馆，成为昆明市‘博物馆之城’规划的第一站……随着博物馆向市民免费开放，加之校内的‘海棠映日’、‘银杏道’等自然景观，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本部参观。”

　　这条消息让该校老教授林超民感慨不已：“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本来就承担着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可是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封闭，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少。有多少人知道门卫森严、高墙林立的大学里，还有美轮美奂、色彩斑斓、传承民族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博物馆？”

　　更令他心痛的是，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云南多所大学的博物馆，不仅社会知名度不高，在高校也有着十分尴尬的地位：学校很少将经费投入到这个看似没用的“仓库”里，承载着大学文化精神与历史积淀的高校博物馆，多年来在窘迫不堪中艰难生存。

　　云南大学一位曾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在论文中写道：“美国的历史很短，但给人的感觉很长，因为他们的博物馆太多；中国的历史很长，但给人的感觉很短，因为我们的博物馆太少。”

　　“我们什么都不敢做”

　　云南大学1922年建校时，就想建一所博物馆，却因经费问题长期搁置。直到2002年，美籍华人、香港著名实业家和慈善家伍达观先生的夫人伍马瑶捐资70万美元，云大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才得以落成。

　　因此，它的建成与其他博物馆不一样，是先有展馆，后有文物。“其实上世纪50年代民族大调查时，云大师生就收集了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可惜没有博物馆收藏保管，致使那些珍贵文物散失殆尽，令人扼腕。”林超民说。

　　“白手起家”的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虽经工作人员和部分师生四处奔走，跋山涉水，“到边远的独龙山乡，进荒野的拉祜林区，越千仞的哈尼梯田，走万里的景颇边地”，在两三年内收集了云南各民族珍贵文物数千件，但这区区数千件藏品，与云南大学人类学、民族学80多年的学术辉煌相比，显得黯淡无光。这也成了博物馆馆长、云大民族研究院院长何明的难言之隐。

　　尽管展品的征集是博物馆“长期致力的重要工作”，但几年来的运作让何明感到举步维艰，“学校每年给博物馆的经费只有4万元，这些钱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支和人员工资，展品征集费根本无从谈起。”

　　为了增加藏品，何明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强制”要求其研究院的教师在田野调查中用科研经费收集展品，“这种捉襟见肘、苦苦挣扎的征集方式显然不是博物馆建设的长久之计。”

　　处于窘迫之中的高校博物馆并非云大一家。另一个藏品丰富、被誉为“开民族学博物馆先河”、有近30年历史的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生存状况还不如云大人类学博物馆。

　　1981年对外开放的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是云南省第一个展示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博物馆。该馆收藏的3万多件文物，大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云南一批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翻山越岭，走村串寨，一件件精心考证、汇集起来的。其内容涉及劳动工具、生活用品、服装、饰物、文字古籍、绘画艺术、乐舞技器、宗教器械、民居建筑等，反映了古代云南少数民族多层次的社会形态。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宋兆麟先生称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有不少国宝”。其中一些珍品如独龙族“木柄石锛”，藏族“人头骨内画”、“印章”，回族 “微型古兰经”、“祈雨龙牌”，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等8种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字和古籍，以及清代德宏傣族土司的“绣龙袍”、宋代大理国的“象皮甲” 等，都是当世罕见的珍品。

　　墙内开花墙外香。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云南民大博物馆是她此行参观的唯一一座博物馆。30多年来，该馆接待过挪威国王、苏丹总统、克罗地亚总理、芬兰议长、泰国议长以及近百个国家的政府要员、使节、学者专家等，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珍贵文物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称，该馆“富有独创精神”。

　　然而，这个被“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云南对外宣传窗口”的博物馆，多年来却一直屈居在学校一幢不起眼的小楼里。“28年没有改造过，最多就是刷刷墙。”虽然接待外宾频繁，参观者上卫生间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96年省里拨款30万元给该馆修卫生间，可是这笔钱一直拖到2003年才用上。“原来博物馆的门口连个走廊都没有，一下雨，水就直接流进展厅，展品得不到保护，所以我们从30 万元里拿出一点儿修了个走廊。”博物馆负责人玉腊说。